无心插柳柳成荫

    春节期间一次外出聚餐，恰巧赶上餐厅的椅子是那种明清时的官帽椅，一顿饭下来大家纷纷感叹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吃饭实在太累了。有小孩子顺嘴说，中国传统的椅子也太不适合现代社会了，还是日式餐厅那种席地而坐比较舒服……

    其实，从历史上看，椅子才真正是外来的东西，我们的祖先以前确实更习惯席地而坐，这从现在依然使用的“入席”“出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等常用词汇就可以看出。

    而且席地而坐的标准姿势“跪坐”也是人类有文化之后的事情。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写过一篇经典文章《跪坐、蹲踞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对此有过深入的探讨。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现了许多的石质人像，有着不同的坐姿。李济发现其中蹲踞的、箕踞的远比跪坐的多，他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说，跪坐显然是有文化的人类所发明，猴子与猩猩都没有跪或跪坐的习惯，而且原始人类最自然的休息状态应该是以蹲踞及坐地最普遍（尤其是蹲踞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十分普遍）。他梳理了殷商时代的文字与石刻，证明殷商人的跪坐已经取得了日常生活的意义，比如囚犯是跪着的；接受命令的人是跪着的；同时，为母的是跪坐形，祭祀也跪坐，宴飨宾客也跪坐；一些跪坐像看起来也是一种安闲舒适的态度，绝无失去自由的任何表现……因此他认为，跪与跪坐的姿态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同现代日本的“正坐”一样。他还旁征博引与殷商同时期的埃及社会，史官与录事员也经常跪坐着抄写，因此他认为在合适的坐具发明以前，跪坐应该是当时的人类认为的最有效的缓冲体力却不失为文明的方式，只不过后来周朝之后，将之更多地发扬成了“礼”的系统。

    对于今天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椅子的来源，一直有多种的争论和连篇累牍的论证。有的专家从科技的角度和中国家具发展的历史分析说，汉代的木匠已具有制作椅子的能力，唐宋时代的椅子，很可能是中国的木匠从原来已有的家具中发展出来的。比如流行于汉、魏、晋时代的小榻，只要加上靠背就是椅子。

    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椅子的是古代的埃及，先是从埃及传到了希腊，又从希腊传到罗马，由罗马传到君士坦丁堡，最后传到了中国。李济则认为，跪坐这种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放弃，大概起源于胡床之输入，以及东来佛教僧徒的影响；但是全部的遗忘，却是交椅流行以后的事。”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柯嘉豪教授写过一本著作《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专门研究了椅子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的关系。他认为椅子是跟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寺院，然后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从中国的寺院流传到一般人的房屋内的。也就是说，唐代之前普通的中国人还没有坐椅子的习惯，在经历了盛唐之后，椅子才日益流行，最迟在宋初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改用椅子以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衣着也随之发生了大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从宋朝开始便有不少朱熹、苏东坡等文人写文章探讨椅子的来源。

    在佛教文献中，当时的椅子应该被称为绳床。玄奘当年去印度取经时，就注意到印度当地的高贵人士都使用椅子，但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说：至于坐止，咸用绳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庄饰有殊，规矩无异。君王朝座，弥复高广。珠玑间错，谓师子床。敷以细叠，蹈以宝几。凡百庶僚，随其所好，刻雕异类，莹饰奇珍。

    唐朝诗人李白曾有诗句“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写的就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怀素写草书的场景。当时人之所以把这种坐具叫作“绳床”，大约与其椅板的性质有关。七世纪到过印度的汉僧义净曾描写绳床的结构云：“西方僧众将食之时，必须人人净洗手足，各各别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绳织内，脚圆且轻。”那时绳床的椅板是用藤绳制成的。寺院的椅子本来是僧徒修行而用的，但由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及文人墨客对于佛教十分热衷，经常出入于寺院，自然对椅子这种“家具”有了非常亲密的接触，于是从寺院直接传到唐帝国的最高层，又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宋代，椅子已经是一种日常家具。虽然寺院中的僧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椅子，但寺院以外的人已不再把椅子与佛教联系在一起。

    椅子的使用自然引起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变化。由于室内的陈设互相关联，因此席地而坐时，必须用低矮型的家具。相反，人坐上椅子以后，其他的家具也得跟着增高。不过值得研究的是，日本也曾经大量地引进生产椅子，但即使到现在，在典型的日本家庭仍然不以椅子为主。由此似乎可以判断，由席子转变到椅子的转变，也是基于一些相当主观的文化因素，而与较客观的科技、卫生以及舒适度等因素并无关联。柯嘉豪认为，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本来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但很多的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与佛教相关的物质文化因素其实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巨大。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