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的镜子

    散文集《我的高僧表哥》是一本回忆录，是丹增对自己生命中黄金时代的回忆，对美好的回忆。这种经验来自他的生命的希腊时代，这是经历，也是世界观的出发点。童年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内心世界一直珍藏着一个飘飘欲仙的纳木错湖般的世界，童年奠定了丹增的基本世界观。天堂般的童年，于晚年诉诸文字，美好、天真、朴素，令人感动、深思。他仅朴素地记录他的记忆，却令读者反思自己的生命。丹增出生在怒江上游的森林中，明净的怒江及其同样美好的森林一直珍藏在他心里，丹增为这个遥远的世界筑起了一道记忆之坝，在现实中无论这个世界已经多么遥远，在丹增这里总是原封未动，一旦诉诸文字，读者即刻会被旧世界汹涌的天真、朴素、美好、隽永所震撼。这种美不是小资产阶级美学那种感伤做作的怀旧之美，而是一种童年的真理。这一真理固守着一种古老的写作品质，修辞立其诚，这种诚实令丹增的写作超越了我们时代主流文化普遍的滥情伪善所引发的读者对写作活动的怀疑、反感，赢得了信任。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丹增以一种朴素、热烈而富于质感，深情而不做作的语言记录了他的经验。这些文字暗示的主题很古老，就是善的阐扬。我一直以为，写作就是行善。写作从世界中出来，作者通过语词向世界散布他的观点，兴观群怨。兴观群怨，我以为群是核心，如果作者的观不群，他就没有读者，仅仅是自我的戏剧化表演，我们时代这种表演太多，读者疏远文学，因为文学越来越不能群。写作从世界中出来，又要回到世界之中，通过语言为天地立心、行善。写作是一件善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讲的也是写作。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善是先验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苏轼说“能者创世，智者述焉”，作者从世界中出来，述焉。述什么？善。

    我们这个时代波涛汹涌，如果作者不能善始善终，必没于漩涡，尤其像丹增这样的人生经历，宦海沉浮，险象环生。我们时代这种作家不多了，现代主义的种种时髦早已遮蔽了古老的修辞立其诚。丹增清水出芙蓉，他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修辞立其诚，不虚美，不隐恶，世界才是世界，美好才是美好，悲伤才是悲伤，喜悦才是喜悦。

    《我的高僧表哥》（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3页有一节，丹增写赶着马帮来到他家乡的商人带来了镜子。

    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脸！镜子里那个满脸稚气、面色通红的家伙就是我吗？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差点把手中的镜子扔了。但是又忍不住要继续看他，这一看，足有一个小时！我怎么会跑到镜子里去了？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镜子里的是我兄弟，还是我阳光下的影子？我瞪大眼睛看镜子里的那个家伙，他的眼睛也瞪得和我一样大；我向他做鬼脸，他的鬼脸和我一样坏；我笑，他笑得跟我一模一样；我做出哭的样子，他也仿佛和我一样伤心；我在镜子面前背经文，他也跟着我一起背，连嘴都动得和我一样。我问：“你会说话吗？”他也问我，“你会说话吗？”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以后无论我跑到哪里，他是不是也会紧紧跟随我？无论我干什么，他是不是都照得见？我心里想的事情，他是不是也跟我想的一样？要是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把案桌上的香几下就吹尽了啊，将吃不完的牛肉偷偷拿去喂狗啊，在老师的背后做鬼脸啊等等这些大人不允许的事情，他会不会去告发我？慢慢地我终于发现，镜子里的那个家伙是我最最亲密的人。我有多好，他就有多好，我有多坏，他也会有多坏。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打什么坏主意，他不会去告诉大人，因为他受我指派。

    这段文字堪称纯净，有一种中世纪流浪汉小说的风格，例如16世纪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那样的风格。丹增的母语是藏语，他学会汉语是后来的事，这意味着他的语言资源来自三个方面：汉语文学、翻译文学和母语，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汉语的，但是总是弥漫着一种古西藏的氛围，而这种古老的氛围也弥漫在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中世纪作品中。我特别摘录这段文字，因为它令我印象深刻，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美好也最有深意的一面镜子。我不知道丹增是否知道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丹增显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最精彩的是这一句“我就像他的小老爷，他就是我的小仆人”。完全可以引发一场拉康式的理论雪崩。我相信丹增并没有在意过拉康，他的写作仅仅基于诚实，正是诚实敞开了生活世界不可说的神秘。

    西藏被我们时代花言巧语、矫揉造作的文学势力塑造成一个没有身体、现场、时间的凝固的浪漫主义的、由陈词滥调组装起来的所谓美文的梦呓之所，被夸张无聊的形容词、虚词、种种形式花样遮蔽着。在丹增的笔下，我看见更本真的西藏。在那儿，壮丽巍峨险峻的充满古老神性的高原上，世界观一直在进行着深邃惨烈的较量。丹增比他同时代的散文作家更深刻的地方是，他不仅赞美，而且明白他要赞美什么。仅仅赞美是大多数散文的肤浅之根，丹增的赞美植根于对善的坚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无论如何写，止于至善才是根本。当大部分关于西藏的散文热衷于将西藏包装成一种旅游资源的时候，丹增为读者展示的是人类在转型时代悲剧性的一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阿喀琉斯（古希腊的神祗之一，于注。）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在丹增的散文中，我读到的是那个“必然要绝迹的”童年，“自然力即将被支配”的巨变中人的无可奈何和迷惘，丹增的镜子是一个深邃的象征，它既意味着自我的确立，也意味着天堂的失去。故乡的河流森林远古的明澈是一面镜子，母亲是一面镜子，寺院是一面镜子，高僧表哥是一面镜子，忠诚的藏獒是一面镜子，波密活佛是一面镜子……都映照着什么是善，善是超越时间的，世界必须在自己时代的迷雾中一次次认出它。

    《生日》这篇散文意味深长，丹增５岁生日时被送到寺院学习，“母亲走到我的跟前，满眼泪水，眼神呆板，神情卑微。她躬身向我献上一条哈达，然后跪在地板上，工工整整地向我磕了三个头。不要磕！在母亲刚一跪地的时候，我差点就哭喊出来。过去，我常看见别人给父亲磕头，自己也给活佛磕过头，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今天，竟然是母亲给我磕头，让我感到意外、惊讶，似乎一下进入一个紧张、恐惧、迷惘、虚幻的梦中。她是最疼爱我的阿妈，是我最亲爱的母亲啊！”“生日仪式终于收场了。人们纷纷退出客厅，将我一个人留在‘寿座’上。只有一个老僧威严地站在我身旁，就像是我的侍卫官。”“夜幕笼罩着古庙，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唯有一闪一闪的酥油灯，像是一个微弱的生命在颤动。我睡在这间堆满经卷、墙上挂满唐卡画的房子里，看着唐卡画上那些栩栩如生的度母像，想起了慈祥的母亲。就在昨天，我还睡在母亲带着羊奶味的藏被里。可现在，她的怀抱、她的双手、她的眼神、她的体温，已是可盼而不可即了，陪伴我的只有这些让人生畏的经书和唐卡画。院子外的羊圈里，羊羔‘咩……咩……’的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悠扬绵长，牛犊吸吮母奶的声音也不时传来。牛羊都可以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而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摆放在案头佛龛里的护佛神面目狰狞，怒目而视，就像要扑下来吞噬我，使我感到更加孤独无助、恐惧万分。”“我看着这些沉重的大部经典，傻眼了”。在另一篇散文《早期狠近期爱》里，丹增写他到内地读书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我回去看到的家只是断壁残垣、荒草萋萋。巍峨的寺院，宽大的佛堂早已荡然无存。更令我吃惊的是，我家周围那片郁郁苍苍的森林，就像一块不翼而飞的翡翠，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裸露在蓝天下的荒凉山冈。”“记得那时我坐在往昔繁华的废墟上，举目张望，眼前空无一物，再没有参天的大树遮挡，也没有森林里的飞禽走兽干扰。我的视线可直达怒江河谷的对岸，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洪荒景象。”“那是一次尴尬的故乡之旅……我的内心深处忽然感受到某种难以名状的巨大震撼，那不是巨石投入到平静的湖面里的震撼，而是一种宁静中的震撼，甚至比童年时期我得到的任何一种快乐、任何一种稀物所感受到的冲击还要强烈。”生日、母亲、带着羊奶味的藏被、磕头、老僧、佛龛、故乡都成了神话及其自然力即将被控制的黄金时代的象征性遗物，在马克思时代的大不列颠，这一悲剧早已在工业革命中成为无可逆转的事实，而在丹增的世界却是难以释怀的心痛，古典时代曾经毫不怀疑的善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变得模糊混乱，需要再次确认。世界处于灵光消逝（本雅明）而前途不确定的“途中”，必然在那些生命穿越世纪的人们身上发生一种从神话时代、童年时代向新世界转型的撕心裂肺的心痛。我以为这是这本书的感人之处。

    修辞立其诚。诚，信也。“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只有诚实，扬善，作家才能超越他自己时代的迷雾，写作才能抵达充实之谓美，丹增的写作再次为这些古老的真理提供了例证。

    （于坚，作者为诗人、散文家，现为云南师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