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

    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在20世纪初首次提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1959年，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重申“两种文化”分裂的警示，引发社会空前关注，也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是否是先天的？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关注世界本源问题，相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本源演化而来，企望通过外在世界寻找真知来把握世界。这种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道德经》中也不难发现。从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关注的目标开始转向以人为中心。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苏格拉底则更进一步，贯彻“认识你自己”的哲学追求，将关注焦点诉诸人的精神自我。自此，作为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科学与人文蒙昧共存，但这一时期科学仍蕴含在哲学范畴之内，那时科学在西方被称为自然哲学。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对世界的观察和解释中出现了神秘色彩的宗教神学，并占领了认识的主导地位。但认识经验特别是解剖学的发展让不满足于宗教解释的人们回到古希腊文化中寻找智慧，并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将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神本价值转为人本价值，人的理性得以张扬，这成为近代科学萌芽的土壤。人文精神的发展推动了宗教改革，进而影响到政治领域，为近代工业革命提供了基础。《天体运行论》、万有引力和力学三大定律的问世宣告了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与机器化大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等进一步加强了现代科学体系，科学越来越成立独立的存在。

    伴随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人们对科学的力量越发信奉，进而发展成科学主义（也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思潮。科学主义视科学研究方法为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唯一正确方法，将科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与此同时，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将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却又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控制了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价值危机，使人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无所适从。

    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而人文主义发展到现代及后现代阶段，涌现出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极致非理性，完全否定科学价值。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世界的本质归属为意志，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否定人的理性存在，主张只有通过直觉、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才能认识世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愈加剧烈的分裂、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人们积极寻找出路，但均忽略了生命对于科学和人文的原点意义。生命是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的有机结合，是理性存在和感性体验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以生命为内核的生命文化对于调和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作为生命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科学和人文在生命文化的架构下具有融通性，这表现在精神、价值、方法和宗旨等方面。就精神而言，科学文化富有求真精神，人文文化也蕴含客观和真实，两者具有相通性。实际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最终都归属于生命精神，是生命精神的两种不同表象。就价值而言，作为生命主体所探求的活动，科学无法完全与价值无涉。在自由探索的小科学阶段，科学虽以价值中立为标榜，但灵感、兴趣等因素同逻辑推理一样，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科学发展到社会建制化阶段，相对于个人兴趣，科学更多表现为一种社会事业，特别是在大科学阶段，科学活动中涉及人之理性之外的因素更为显著。在面对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和社会失调时，人们谴责科学技术，实际上谴责的是唯科学主义思想和科技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因素。由方法观之，作为主体认知世界的方法，科学研究方法和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方法也可融通。随着学科交流和渗透，学科间范式相互借用，科学与人文的分化与融合不断演化，形成新的学科，如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都是这种融合的产物。从宗旨来看，科学和人文都是生命主体认知世界的不同范式，是生命追求超越的本性所在，更是生命活力的体现。

    在宽泛意义上，生命文化在时间跨度上可以遥指生命起点的过去和生命无限的未来；在空间维度上涵盖无限小的粒子到无限大的宇宙。生命文化聚焦作为类存在的人的文化，但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关注作为物的生命的文化，主要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化。聚焦于人的生命文化是真善美的文化，它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要求科学和人文的调和，突破利己主义、种族主义的框框，解决现代性危机下人性的蒙蔽和对科学技术的迷思。在个体层面，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要求协调科学和人文，正确处理生命个体与群体、社会、自然的关系，完美的生命个体应该是社会生命、文化生命和自然生命的和谐统一。在群体层面，生命文化要求正确处理生命群体与自然、社会、宇宙等的关系。聚焦于物的生命的文化关注环境、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要求科学的发展充满人文关怀、人文的发展不缺科学的理性。

    如果说生态文化是针对人与自然扭曲关系的梳正与表达，那么生命文化则是以生命为基点，面向自然、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学说。生命文化是总结过去同时又面向未来的，在当代，它要求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一旦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勾结，就会导致主体失去生命自主意识，更不可能诗意地栖居。基于生命的自由存在和发展解放之需求，生命文化昭示富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充满科学智慧的人文。但科学和人文不会融合成单一的一种文化，在生命文化的引导下，科学和人文将会相互交融而又彼此独立，和而不同而又保持适度张力，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妥善共存。

    （作者单位：广东医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