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世界，纵横古今，深刻论述了民族复兴和文化繁荣的密切关系，鼓励作家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强调新时期的文艺作品一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变”二句，是引用梁代大文论家刘勰的话，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篇》。大意为：文学的变化会受到社会情况的影响，其兴衰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文心雕龙》一共50篇，《时序》一篇是专门讲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的。在本篇中，刘勰详细地追溯了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与时俱变的情况：他指出，唐虞时代歌谣的质朴无华、心乐声泰，是当时社会“政阜民暇”的写照；战国时期文章恣肆奇诡，是适应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纵横雄辩之风；汉代辞赋争奇斗艳，是当时社会上层“润色鸿业”的政治要求的体现；汉末建安诸子，作品往往“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当时社会动荡，“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反映；晋以来文学内容空泛乏味，“篇体清淡”，与当时社会清玄风气的流行极有关系。从文学史上的这些生动的例证出发，刘勰总结出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概而言之，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对文学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的认识，在我国整个文学思想史中是一脉相承的。先秦的《礼记·乐记》在总结乐歌的历史变化情况时就说过：“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谓：乐歌之情调是时代的反映，治世之音乐安详和乐，缘于时代清平、政治和顺；乱世之音乐悲哀怨愤，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乖戾无道，百姓困苦。这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魏晋时阮籍在《乐论》中论述了这一观点，并直接提出“礼以变俱，乐与时化”的论断。其后的魏收提出“文之为用，其来日久，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孔颖达提出“诗迹所用，随运而移”；欧阳修讲“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这些都强调的是文学与时俱变的规律。后来，明代的李东阳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过这个道理：“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乎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当时文人中有一股泥古的风气，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一位对抗复古逆流的英雄，而他也正是立足于“文随时变”之理来反击泥古之风的：“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貌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

    文艺体现时代的风貌，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的。但因为意识本身又具有能动性，所以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对于时代生活又不是只有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能主动适应时代的要求，把握时代的脉搏，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文艺反映时代的同时，又强调其对于时代的“引领”作用。他在讲话中列举了中外历史上一系列应时运而生的文学潮流和艺术巨匠，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我国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作家，指出他们在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不但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成为全民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总之，新时代孕育了新文艺，新文艺又引领着新时代，文艺与时代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是被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事实所证明了的。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了清人赵翼的两句诗：“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的活力和命脉在于创新，而文艺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时代的前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处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想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跟上时代，领会时代精神，“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就是新时期的作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