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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提到，土耳其语中有个特殊的主观过去时，让人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在讲述梦境、神话或我们无法目睹的往事的时候就使用这个时态。此种区分方便我们“忆起”最早的人生经验，或是从父母前辈口中听来的故事。如果汉语中有此类明晰的语法界定的话，那周仰之的《斯人已远》（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想必就是用主观过去时写的吧？她擅长复述回忆，扭转时间单向流逝的必然命运，令久已远去却不应被淡忘的人与事生动复现。
《斯人已远》是一位对祖父的故事满怀复杂情绪的后辈收集的人生纪念册。也许是几十年美国生活经历造就的西方式的坦率，也许是自小家庭教养的宽松和遗传而来的不羁性格，不像大多数子孙后辈写到前辈时“为尊者隐”的含蓄和选择性褒扬，周仰之对祖父的态度带着亲密家人私下里会带有的鲜明主观性：春秋责备贤者。通过她的讲述，我们知道了作家“周立波”这个名字，蕴含了向往“liberty（自由）”的真挚之意。但正是这个向往自由、追求文心的男人，勇敢翻译了《未完成的处女地》，无畏地深入战地写就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却对家用开销毫无概念，对朋友慷慨义气却对家人态度淡漠，憧憬爱情的热烈明丽却惧怕责任的牵绊重压，实在算不得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斯人已远》同样可以当作一部“现代家庭生活指南”来读。今月曾经照古人，可以说因着时序的轮替循环，了解了过去抑或便是预知了未来。周仰之从姚芷青奶奶那里得到了教育，道理用幽默的方式说出来，比用严肃的口吻更让人听得进。这种理念细密地浸润在了书中。她了然怎么穿插细节、趣闻，时不时来点分析，也很会在本来扯远的话题间制造悬念。虽然直率地撤去了蒙在祖父母这对璧人身上的“幸福假面”，却并不疾言厉色地控诉男人的薄幸、夸张女人的痴情。她对“优质男人”的心理机制有生动的分析：“他们不怕苦，甚至不怕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自尊心强，容不得他人轻视和责难……最怕就是他们真正做错了，自己也知道这是错的，又被别人抓个正着，这时就凶险了，有的时候能过去，有的时候事情就急转直下了，他们很可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错到底，来维护比生命更重要的自我肯定。”所以执意选择优秀男人的女人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对姚芷青奶奶这样观念半新半旧的女子也有豁达通透的人生建议。像姚芷青这样的女子，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既彰显现代职业女性的独立自强，却始终囿于从一而终的观念无法跳脱，放弃了自己人生中很多快乐的机会。周仰之很惋惜她们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若说对于当年的女性冲破樊笼尚需惊人的勇气，那如今的女性外环境上的束缚又松泛了很多，重要的是别把自己困住。
《斯人已远》是一位对家族兴衰所折射的历史时代富于责任感的女子的备忘录。这本书原先题名“我的祖父周立波”，意在着力展示这位新中国成立后在描写农村生活新人新事方面成就别具一格，著有时代名作《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的重要作家的人生轨迹。如果这样行文，我们将会多一本宏大雅正、有如文学史延伸读物却终究拘谨的个人传记，却少了一本充满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普通国民丰富日常悲欢的有趣小札。周仰之将笔墨宕开，除了祖父的故事，还写了奶奶姚芷青作为早期职业妇女的坎坷经历，写了姚家的外公外婆和姚家姐妹，写了一整个家族中不同性格命运的人应对环境的作为。非常时期的婚恋、教育、医疗状况，无一不是“困难，但是有趣味”的基调，在无以阻挡的暗夜中，敞露在外的部分淌溢着悲伤，内里却包含着家人间质朴沉默的温馨。她的故事里有一半是采访家中长辈亲朋而得，一半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她选择的词语、叙述的轻重缓急，汇聚了许多人不同版本组合拼凑的记忆，穿透了各种甚至相互抵触矛盾的评论与猜测。
天地无情，这些微小的个人悲欢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但周仰之对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名人故事与普通人故事、众口一词的故事与众说纷纭的故事的并置处理，会让你意识到这些悲欢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迹，由整个人群加诸每一个人自身。所以你细究每一个当时情境中个体的人事，也就了解了整个时代，因而发现这些有着被充分记录与传播的理由。
（作者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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