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好我们的学术共同体

    主持人（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创刊于1954年，如果算上将于2015年12月31日出版的第12期，合计已经有844期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培养并影响了几代学者和读者，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5年初，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在停办7年后复刊，同时也恢复了专家办刊的传统。为此，光明日报社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共建“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作为《文学遗产》专刊的学术支持单位和编辑平台。研究院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为专刊提供指导，同时每期专刊的主编也于委员会中轮流产生。

 

    复刊一年来，我们遵循“跟踪学术前沿，引领学术风气，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术发展”的办刊宗旨，策划选题，组织稿件。对于我们的工作，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给予了积极评价。

 

    2016年，《文学遗产》专刊将增加为每月两期，任务和责任都加大了。今天邀请各位来，就是请大家对如何办好2016年《文学遗产》专刊提出指导意见。

 

一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年终岁末，北京语言大学聚集了这么多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文化学者，共同探讨《文学遗产》专刊的办刊问题，我作为会议主办方，非常激动。

 

    现在的中国正在认真地看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一幅是中国历史文化地图。我们要考虑，在新的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中国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理念能够带给世界。“一带一路”由54个国家来共同推动，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看起来，它还只是我们思考的第一步。推进中国和中东欧、非洲、南美的合作，显然是中国人站在世界地图前认真思考世界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此时离不开第二幅地图，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图。中国要走向世界，不可能这样空手走出去。在世界历史上，英国人的世界化，是使用人才、语言和政权等手段成功地建立了日不落大帝国；以美国为代表的二战之后的世界化，是靠经济、军事以及科技文化等手段得以成功。现在世界想听听中国有什么办法来进行全球治理。

 

    怎么样去看世界地图，有赖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地图的看法。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能不能寻找到既能代表中华文化又能对世界有意义的内容？“和而不同”的理念是我们最先提出的，而“和”并不意味着都“和”西方一致，都用西方的标准去“和”，要讲究“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些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可能会对未来的世界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这样的情怀，我们不但要继续做好《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工作，还要将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将我们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服务于全人类。

 

    李春林（光明日报副总编）：我们今天办《文学遗产》专刊，首先要继承光明日报历史上《文学遗产》专刊的优良传统。过去办《文学遗产》给我们留下许多精神上的遗产，包括办报理念、办报思想、办报办法。

 

    第一个继承，是坚持专家办刊。《光明日报》的办报有自己的特色，一般的报纸只有一个主体，就是编辑记者，而《光明日报》是两个主体，编辑记者是一个主体，专家学者是一个主体。《光明日报》最大的读者群是专家学者，最大的作者群是专家学者，最大的报道对象也是专家学者。所以，我们今天办文学遗产专刊，也一定要坚持专家办刊。

 

    第二个继承，是坚持走高端路线。我们这个版上发表的文章一定要代表文学遗产领域的最高水平，一流专家写一流的论文，这是我们这个版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个继承，是坚持问题意识，要有学术争鸣。昨天（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日，毛主席当年对《文学遗产》版是高度关注的。我们在文献研究室查了一下毛主席关于《光明日报》的批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跟《文学遗产》版有关系的。比如，刊发的关于陆机《文赋》的文章，毛主席有批示；关于柳宗元的研究他也有批示；还有郭沫若先生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讨论，毛主席特别关注，甚至直接指导。当时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新时期的《文学遗产》专刊要办好，也需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学术争鸣，通过争鸣来活跃思想，来推动学科的发展。大家可以看看2015年的12期，有好几期就是以问题意识来推动的，效果非常好。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办《文学遗产》版还要有因有革，有所损益，有新的发展。

 

    一是视野要更大。要把中国文学遗产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来加以研究，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来办《文学遗产》。文化问题，说到底就是个“古今中外”的问题，古今问题关系要处理好，中外问题关系也要处理好。中国的文学遗产除了汉民族的文学以外，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也要给予关注，这也是我们今天讲文学遗产大视野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除了研究典籍当中文人士大夫留下来的文学，民间的文学资源也需要关注。民间的话语系统跟文人学者的不太一样，把两个系统打通是很有意义的。

 

    二是情怀要更大。要下功夫提炼、总结文学遗产当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情怀、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学讲“文以载道”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传统。我们的文脉、我们的道统怎么继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今天办《文学遗产》专刊，就是要有这个高度，把文学遗产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从中提炼出中国精神。

 

    三是责任要更大。我们围绕这个版成立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这里边的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这个专刊办好文学遗产研究院，推动古典文学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个版把中国文学遗产的魅力充分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来亲近古典文学，这是我们更大的责任。我们既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要从让更多年轻人熟悉文学遗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这两个方面来规划定位、策划选题、组织稿件。

 

    鲁迅先生讲：“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我想用这句话来与各位专家共勉，让我们都来做文学遗产的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者。

 

二

 

    吴书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关注《文学遗产》，当时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过去《文学遗产》很支持年轻学者，这个作风我们应该要继承。新时期把传统文化向世界推广，要抓住一些顶层问题，宣扬一些有特色的内容，可以组织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发一些新颖、短小、有争论的文章。

 

    郭建勋（湖南大学教授）：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已经有50多年了，它曾经跟中国的文化、政治进程密切相关，比如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水浒》的讨论等等。综观过去一年的文章，可以看出“对话”是重点，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学术界的一些思想，同时必然会发生碰撞，产生出新的火花。在以后的选题方面，“对话”的形式可以多样一些，可以从作家、地域、流派、文体等各个方面考虑。我有两个建议：第一，希望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能结合《文学遗产》专刊开展更多的活动，不仅仅是组稿、编辑，也可以扩大到相关的学术领域去，这样影响的范围就延伸了；第二，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要走向世界，要国际化，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古典文学在海外”的问题。可以组织几个专题，比如说以汉学家为专题，以经典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为专题。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出去可能还是要靠中国古典的传统的东西，希望我们的《文学遗产》专刊可以多关注这个方面。

 

    陈文新（武汉大学教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复刊在学术界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它刊发的文章虽然篇幅比较小，但是能够及时回应一些热点问题，所以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今年已经刊发的文章当中，有一个话题我注意得比较多，就是“我们要不要回去”，当时我看到网上对这篇文章的转载与讨论十分热烈。后来我还看见《中国社会科学报》发了一篇商榷文章，说明这个栏目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人文学者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如何建造人类文明精神的灯塔，指引人类的航母幸福、快乐、健康地运行下去。我们研究古代文学，自己要有个反思，就是我们到底要对当下的人讲什么，对世界要讲什么，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在价值层面上进一步开掘。关于“该不该回去”这个话题，应该继续跟进，因为这个话题牵扯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文学发展史像生物进化史吗？古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要复古？复古就意味着倒退吗？这是文学观念上的一些冲突，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话题继续清理，像“文学自觉”的问题、“文以载道”的问题也都包含在其中了。

 

    徐志啸（复旦大学教授）：我认为“对话”的形式非常好，学生们觉得像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读起来很有趣味，虽然很长，但是能够一口气读完。这就体现了“对话”作为文体本身的一种吸引力。它结合学术界当前的热点和历史遗留的有争论的问题进而展开，大家一看这种题目就想读。《光明日报》走学者共同办报的路子是对的，这样能够使得学者来关注它，把它看成自己的园地。另外，约稿和来稿应当要结合，来稿中精彩的东西应该抓住，要让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感到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文章是一件自豪的事情。

 

    赵辉（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版面应该是大中小文章相结合，重要的问题可以用整版来发表，小的问题以小篇幅解决。作者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名家与一般作者相结合。应该重点关注对中国文学特征的研究。中国文学有自成一体的话语特征，中国文学的功能、文学的目的还有文学的特点，都与西方形成了很大的差异。通过《文学遗产》这个栏目，多进行这些方面的讨论，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区别开来了，我们说的回归中国文学的本位也就落到了实处。

 

    王志清（南通大学教授）：《文学遗产》专刊最大的优势是媒体，关键是可读性、接地气、短平快，我认为要注意“三化”，就是大众化、专栏化、经典化。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遗产应该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学、中华文化的这种兼容、多元一体的特征。

 

    赵义山（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这个专刊有两个优点：一是时效性，对于新的热点问题、新的思考，很快就可以在刊物上得到反映。二是专家办刊。任何一个刊物包括我们古代文学专业刊物的编辑者，都不可能在每一个研究方向上是行家，所以让一个领域内的顶尖级专家来主持一期，至少能够做到把他所见到的稿子中最优秀的篇目推荐出来，这样可以保证刊物质量。因此，我建议：第一，“老话题”和“新亮点”相结合；第二，“热点”和“冷点”也应当结合。

 

    詹杭伦（香港大学教授）：这个栏目要“对外开放”，除了对欧美汉学家开放以外，还要关注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汉学。此外，专刊还要“对下开放”，虽然我们是在大学里做研究，但是对于民间的争鸣我们也要重视，要走出“象牙塔”，回应民间的关注。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建议整理一下过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登的所有文章，建立相关数据库和网站。选题要突出当下性，文章一定要有思辨性，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重要的考据文章也可以发，但必须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在重大学术问题上能引起重要学术关切的文章。

 

    周秉高（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创新是习总书记“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我们办刊的选题也要有创新，但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我的想法是，创新要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入手。另外，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应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郭丹（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现在我们关于文学、散文、小说等概念还是没有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位立场，我们的概念还是停留在西方的“三分法”“四分法”上。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文学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建议，有些问题讨论之后可以继续跟进，一期不够，还可以再接一期。我们的光明《文学遗产》其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除了将版面办好，还要把学术共同体办好。我们集思广益，在这个共同体中既能畅所欲言，又能互相学习，得到更多启发。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认为《文学遗产》应该有这样几个特点：一要保持先锋性，要把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展示出来。二要具有时代性，所刊登的文章应该紧随时代。三是文风要通俗化，让古代文学的社会接受度更加广泛。

 

    张德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在的学术文章写得越来越繁琐，这是一个需要避免的问题；另外就是缺乏思想上的深刻性，我们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在时代文化中已经落到后面了。既要吸引读书人，还要让社会大众，特别是一些文化、文学爱好者加入进来。

 

    尚学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要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既是社会大众关心，又具有学术含量的题目。我们的编辑者和作者不但要有锐利的目光，还要有责任感，我们要去弘扬古代文学中优秀的文化传统，让社会大众都知道和关心。

 

三

 

    傅道彬（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光明日报》恢复《文学遗产》专刊，给古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这是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古代文学界现在常常把技术伪装成学问，考据掩盖了思想，八股替代了文章，思想的淡出造成了我们今天文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淡化。所以我们的《文学遗产》应该特别侧重问题意识，因为它反应敏锐，时效性也强。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在学界，《文学遗产》的分量很重。《文学遗产》专刊恢复以后，又呈现出了新面貌，尤其是比较关心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和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重在清理和重建中国本位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可以看出编辑者的用心还是很深的。

 

    为了使专刊既符合我们学术界对它的期望，同时又照顾它作为平面媒体受众比较广的特点，我认为，第一，一定要坚持学术性。文学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学术性的话题。我们当然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甚至脱离人民来做研究，不能流于自娱自乐。但是，我们对社会、对人的关注，是要以学术为途径，而不是靠宣传，也不是靠口号。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应该是以学术的面貌出现。学术面前要保持它的严肃性，保持它的科学性，甚至保持它的独立性。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体现了我们《光明日报》的包容性。只要是学术问题，而且达到了一定的发表水平，就应该享有同等的发表权利。另外，能不能让不同观点有一个公平发表的机会？现在看，《文学遗产》开始的趋势很好，主持者组织了不同的人参与对话，度量很大，气魄也有，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我认为对一些有名的、大家认为比较权威的专家，即使是一个无名小辈，也可以发表批评文章，编辑者要有这个胆量。

 

    第二，要坚持前沿性。前沿性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常规的前沿性，它受各种思潮的影响，比如说苏轼当年提出的平民文学，影响了很多人，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方法论，都属于前沿性的问题。这种非常规的前沿性，也会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对人民性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古代文学研究里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现在淡化了，但仍然有它的合理性。也并不是说非常规的前沿性和政治思潮有关系就一定是短暂的，这也未必。另外一类是常规性的前沿性，就是针对古代文学研究里边的具体问题，一些新文献的发现，一些新问题的提出展开讨论。一些苗头性的问题，特别是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性的问题，应该多做一些考虑，包括对学风问题的关注。

 

    赵伯陶（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文学研究有宏观视角，有微观视角，可能还有中观视角。宏观研究就是解决“文学是什么”这种大的问题。微观研究并非只是考据，我们搞古代文学的人要读懂古典文献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许多名家的注释中都沿袭了习惯性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开辟专栏纠正一下，就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的读者比别的杂志广泛得多。吴小如先生有一篇文章，说《曹刿论战》里“轼而望之”，与孔子过泰山侧“式而听之”意义相近，扶着轼观望，以表示恭敬；而我们中学课本讲“登轼而望之”，轼是扶手，不可能登上去。这些小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也很有意义。

 

    沈金浩（深圳大学教授）：报纸既要有高度，有专业性，同时又要照顾广泛的读者，所以学术性、新鲜性和可读性三者应当结合。学术性就是保持它“高大上”的专业性，新鲜性就是不要让人家一翻这个题目就不想读，可读性就是读起来舒服。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光明日报》能够给古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平台，体现了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重视。从今年一年的成绩看，《文学遗产》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气质。以后，我认为还要继续坚持今年的特点，坚持中国古代文学本位立场，同时可以延伸到海外汉学，要关注中国文学“载道”的传统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意义。

 

    张学松（广东海洋大学教授）：我要感谢一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听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复刊，我也尝试地投了一篇稿子，并很快被采用，说明《文学遗产》专刊有大视野、大情怀，既关注大专家大学者，关注京城学者的研究，也关注小学者和地属偏远地区学者的研究。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告诉我说，他一直想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面发文章，结果也没有发上。倒是这位老师的学生发了一篇，当时很轰动，说明这刊物影响力非常大。我每天拿到《光明日报》，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然后有精彩的文章就给学生介绍，算是二次传播。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小众传播，要由小众传播带动大众传播。

 

    孙明君（清华大学教授）：专家发的文章可以多些。对话很吸引人，建议以后可以请观点对立的双方来做。要关心青年学者，是不是可以有五分之二到五分之三的篇幅发青年学者的文章。发文章对青年学者来说是了不起的事，青年学子在这上面发文章，然后就可能一举成名，学术界就会认可他。如果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的刊物就办得非常好了。

 

    吴兆路（复旦大学教授）：我在上大学时就关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每期都看，还做摘录。就我个人而言，能走上文学研究这条路，与当年喜欢《光明日报》也有关系。怎样办好《文学遗产》专刊，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首要的是争鸣性，应该有学术的争鸣。我早就有个话题，就是《水浒传》，尽管《文学遗产》登过《水浒传》的讨论文章，但现在有人否定《水浒传》，包括提出禁播《水浒传》，普通老百姓对这个话题也会很感兴趣，因此是不是可以组织一场辩论？光明日报是要为我们的民族指引光明之路的，我们要提供正能量，使我们的《文学遗产》也光明起来。

 

    万平（成都大学教授）：第一，《光明日报》办报的形式特别好。老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办报方针是专家办报，但以前专家们是单打独斗，一位先生负责一个版面，一直做下去，而且可以一直做到退休。现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光明日报社成立了研究院，有了自己的专家队伍。像2015年编出的12期里，已经有三四位老师做过主编。这种方式可能比以前某个名教授连续办刊，无论在视野上还是立意上都应该更加全面些。第二，从办报的人员看，专家队伍逐渐扩大。这两天70多人参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都与选题相关，这些专家就是以后的作者骨干。当然，也希望多给中青年作者一些机会与平台。第三，从文风看，《文学遗产》主要应当坚持学术性，同时要做到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裴登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通过《文学遗产》这个阵地，由学风和文风带动我们乃至一定范围内世风的转变，应该是我们这个栏目的一种使命。现在的文章，有些是材料的堆砌，有些是理论或者概念的堆砌，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我们要强调思想性，不用或少用这样的文章。

 

    雷恩海（兰州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不是现在所说的“纯文学”的概念，文学事实上是一个载体，是思想史上的基本材料与来源，应该传达更充沛的内容。讲技巧、讲艺术、讲情等等，都是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浅层次内涵，不能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去看待。所以，第一，我们应该注重文化意义，不是去迎合主流文化，而应该是引领文化主流，重视文化趋同性的内容，而不要放大差异性。第二，要重视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性的研究，也就是文章应当具备问题意识和思想性。《文学遗产》不是狭窄的专家们的刊物，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关注读者群的不同层面，要带有相当的文化普及推广作用。第四，要倡导语言的雅化，起到引领社会文化的作用。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刚才大家讲的价值引导作用非常重要，我觉得《文学遗产》专刊应该在学术风气上也要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借助这样一个媒体，呼吁学界关注基础研究和基础训练，这个意义可能比价值观导向还要更大一点。

 

    张廷银（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常务副主编）：关于栏目的设置，大家都提到要关注民间的视角，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些思考和认同。这几年很多学者在研究经典问题，而经典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经典的建构，经典建构的方式之一就是文学的传播。我们更多地关注文人的传播，但对平民的传播或者说中下层文人的传播重视不够。

 

    陈虎（中华书局编审）：我感觉“对话”的选题形式比较好，因为它的知识含量比较丰富，在尽量少的篇幅里边，能够反映尽量多的知识含量，这符合报纸的要求。我建议，第一，要多做一些访谈性的内容。第二，题目要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第三，抓两点，一老一新。一老是老学者，这牵扯到一个学术传统传承问题，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一新，就是新材料、新观点。第四，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有限的篇幅里边，一定要流露出尽量多的学术信息。第五，增加一些论点摘编内容。第六，是整体规划问题。每一期文章和文章之间在内容上一定要有文气，要让读者看到这一期文章是一个整体；每一期和每一期之间要有连贯性。

 

    多洛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弘扬我们多民族的文化遗产，加强文化多元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多民族史观的教育，对于强化我们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文学遗产》专刊也能给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界一期两期的介绍机会。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2015年我主编了好几期《文学遗产》，也不一定编得好，诚惶诚恐。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之后，我们的宗旨之一就是专家来做主编，这样就可以调动全国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光明日报社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一定可以把这个刊物办好。今年虽然办得比较仓促，总体成效也不错，但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应急的感觉。以后，我们要在选题上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联系，要多召开一些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这样有助于把我们的这个栏目办得更好。

 

    李炳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今天大家的发言使我受益匪浅。我也给自己规定个任务，以后争取多想几个选题，争取多当几期主编。

 

四

 

    主持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实行学者轮流主编制，不仅是我们所有古代文学学者的“小共同体”，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资源，也是共同的一个阵地，也是共同的一个责任。我们一定认真领会和消化各位的高见。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协办 本期主编：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录音整理：王孝强、刘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