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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一批曾游历日本或有世界眼光的学人，在惊叹日本发展迅速的同时，对其日渐暴露的侵略本性亦有所洞察。在黄遵宪、李大钊、辜鸿铭、鲁迅、郭沫若、胡适、林语堂、郁达夫、周作人等人的论述中，对日本人的天皇信仰、尚武倾向、扩张野心等多有涉及。
日本系东亚岛国，物资匮乏，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妄想以政教合一、万世一系的天皇信仰征服邻国。清末著名爱国诗人、驻日参赞官黄遵宪就曾指出，日本人有“开天创世，辟地造人诸事一出于神”的信仰（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2页）；在日本游历近二十年的郭沫若也认为，虽然佛耶二教丰富了日本人的宗教生活，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始终是构成日本文化最主要的精神支柱。”（蔡震：《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文化越境的行旅》，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日本神道教视天照大神（即太阳神）为最高神灵，其在人间的代表则是天皇。神道教赋予天皇古今一贯的至尊地位，以至于近代日本将万世一系的天皇信仰写进了国歌《君之代》。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曾指出，日本民众对天皇家族的信仰狂热而忠诚（《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自从开国的神武天皇至现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绵不绝，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或许正是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动力所在（戴季陶：《日本论》，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299页），但天皇信仰最大的负面效应则是日本民众将天皇统治世界的狂想视为整个民族共同努力的目标。当民众的天皇信仰深入骨髓，就“极易引导到忠于天皇，热爱祖国并甘愿为之献身的境界上”，不自觉地将天皇的野心视为整个民族的共同追求（罗福惠：《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的妄念自神武天皇以来赓续不断，直至被写上近代日本侵略的太阳旗。可以说，天皇信仰和“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冯天瑜：《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光明日报》2014年7月21日）。在这个意义上，天皇信仰诱发了日本疯长的侵略性。一旦广大民众，特别是某一社会阶层愿意为此狂热献身，对外侵略战争便极易化为事实。
如果说天皇信仰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精神支撑，那么日本武士则是其发动战争的阶层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多指文士，而日本等级社会中的“士”则多指武士。“武士阶层是社会组织的中坚”（《日本论》第277页），腰挂佩刀的武士享有世袭为官、领受俸禄、接受教育以及对平民“无礼”者“斩舍御免”等特权，武士身份成为平民跻身上流社会的跳板，不少商人不惜以巨额资产换取与武士家族通婚甚或是过继子嗣的机会。
时至近代，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已占相当比例，这一点在富庶藩中尤为明显，如萨摩藩70余万人口中，武士竟有20余万，约占三分之一（《日本国志》第403—404页）。戴季陶曾指出，武士阶层已成为日本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武士一个阶层发动出来的事业。”（《日本论》第277页、第294页）
武士道是武士阶层的道德律令，要求武士将“忠”“诚”“义”“勇”铭记于心，即便以血死谏，也要坚守对天皇的忠贞。日本以武立国，“一切以武断为治，无暇文字”（《日本国志》第781页）。“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冯天瑜：《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武士道熏染了日本的民风民气，给近代日本国民心态打上了尚武、嗜杀的底色：如戴季陶指出，“仇讨杀人”和“切腹自杀”是日本国民欣赏武士杀伐气息的表现，“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日本论》第285—286页）。周作人也警觉到，日本国民对武士的“自画自赞”无异于对侵略的认同，“这种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很限定是哪一职业，……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鲁迅甚至认为中国人“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这就是“兽性”（《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当侵略成为尚武的应有之义，“爱国”就“只限于对外打仗”，因而“对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周作人论日本》，第7页、第21页）他进一步警醒国人，日本早已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他是到殖民地来作主人翁的，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于是把他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量发露”。
中国近代多位学人曾观察到，尚实进取是日本国民的一大特点，这种行为取向与觊觎他国的野心相遇，很容易导致对外侵略战争。日本人的尚实与中国人的尚虚对比鲜明。辜鸿铭认为，“如果拿现代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的话，中国人只是口头饶舌，而懒得去做，日本人是口头上不怎么说，但却认真地付诸行动”（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鲁迅更是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善于“做戏”，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鲁迅：《二心集·新的女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而郁达夫则认为，这一实一虚或许正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载《宇宙风》第25期，1936年8月）。
拿来主义是日本尚实的重要表现。如胡适指出，日本人有“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而“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胡适：《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87页）。郁达夫也认为日本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它的模仿，确实富有创造的意义的。”（《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第45页）而李大钊则认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而正是在学习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造成了中日两国不同的近代命运。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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