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剧《枣儿谣》是山西省运城市蒲剧团倾力打造的清代情感大戏,问世以来,盛演不衰,得到戏迷热捧。领衔主演、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王艺华对主人翁吴伯宗人物形象精雕细琢、入骨三分的精心塑造,引起专家和戏迷的热切关注,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梳理《枣儿谣》一剧的创作历程,笔者认为,王艺华塑造的吴伯宗人物形象之所以血肉丰满、棱角分明、鲜活生动、感人肺腑,是由于他在四个方面占据着明显优势:
一是扎实、认真的案头准备。45年的舞台生涯,担任副团长、名誉团长、团长22年的管理经验,使王艺华清楚艺术创造过程中,投入和产出永远成正比例。王艺华从艺之初,在稷山县蒲剧团学艺的经历,使他对剧中人、清代稷山县吴城村吴伯宗(字绍先)行三万里、历十八载、步十七省,历尽艰难困苦,寻找丢失的二弟、三弟那感人至深的真情大爱早就了然于胸并且由衷钦佩,果断敲定创作《枣儿谣》并由自己担任主演。他阅县志,看传记,查找资料,瞻仰牌坊,前往吴城村实地了解,数次参加该剧研讨,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剧本初步定稿后,他细细研读,全身心投入,未及开排,吴伯宗的人物形象已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
二是声腔艺术优势的充分发挥。作为代表性蒲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传承人,王艺华特色鲜明的声腔艺术,集中体现着蒲州梆子的剧种风格。
清代戏不好演,早已是业界共识。在翅子、翎子、胡子、靴子等“十子功”绝活和特技失去用场的情况下,声腔艺术的重要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
声腔包括念和唱。王艺华在《枣儿谣》一剧中的念白吐字清晰,喷口有力,气息饱满,声韵规范,抑扬顿挫,疾徐有致,字字入耳,声声传情,声满口清,言干语净,节奏分明,层次清晰,时如涓涓细流,沁人肺腑;时如惊涛骇浪,雄浑铿锵,其“千斤道白”为全剧成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然而,体现着剧种特色的唱腔毕竟是戏曲演员最重要的看家本领。王艺华音域宽阔,音质醇厚,真假嗓音衔接自然,唱腔高亢激越,清纯圆润,韵味浓郁,刚柔并济。为了演活《枣儿谣》,王艺华在“情”字上狠下功夫,他准确理解词情曲意,深入角色内心世界,因辞生腔,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真情贯注,以情动人,唱出了吴伯宗复杂、丰富、跌宕起伏、波翻浪卷的情感变化。吴伯宗学艺归来时“汾河岸片片枣林醇香扑面”一段他唱得热烈欢快,激情洋溢,归心似箭、即将团聚的喜悦心情尽显其中;“五年来为寻弟四处辗转,踏遍了大西北又跑江南”一段唱得深沉婉转,忧心忡忡,表达了吴伯宗万里寻弟不见踪影的失望与焦虑;“怪不得人人见我都躲远,怪不得孩童将我当疯癫”的核心唱段,初始低回抒缓,如泣如诉,并融入“清音”唱法,继而激情喷涌,声震寰宇,将吴伯宗历尽艰辛、当乞丐、啃薯叶、在水坑中照见自己须发皆白未老先衰容颜时吃惊、感慨、凄凉、无奈的心情表达得生动贴切,令人心酸;寻弟途中与妻、子相逢时“恨只恨我不把皂白分辨”一段则唱得发自肺腑,情动于中,表达了吴伯宗误休枣香、悔恨交加的愧疚之情;在宁古塔为寻伯祧闯进辕门被巴虎杖责时,“无情棒打得我皮开肉绽”的唱段唱得悲愤交加,声遏云霄;历尽劫难,弟兄三人终于团聚时,“二弟兄切莫把热泪流淌”的唱段则唱得激情饱满,百感交集,感人心扉,催人泪下。
三是对人物的精雕细琢。开场,吴伯宗扛大锯、甩长辫、迅步上场,步态潇洒,春风满面,就是传统程式生活化的借鉴运用,烘托了气氛,映衬了主人翁此时此刻的急切心情;在万里寻弟的漫长行程中,王艺华融入了传统戏的圆场、台步、蹉步、抢背等技巧,极大提高了该剧的艺术观赏性。
吴伯宗历尽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身心疲惫,衣衫褴褛,须发皆白,面容憔悴。此处,王艺华扮演未老先衰的吴伯宗表演更加深沉、精到,人物刻画更加深刻、到位,观众不由赞叹:“想不到英俊小生王艺华把老生的戏演得这么好,到底是戏剧大家,难得!”
兄弟三人在枣儿谣的歌声中相认、相聚,在皇上御赐“兄弟孔怀”牌匾带来的荣耀和喜悦之中,吴伯宗心力交瘁,母亲临终嘱托的使命一旦完成,油尽灯枯的吴伯宗精神轰然坍塌,溘然逝世,留给世人的是“兄道友、弟道恭”的千古绝唱和深深的思考。
四是对优势资源的整合运用。管理剧团多年的历练,特有的人格魅力,使王艺华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一个好汉三个帮”,实际上帮王艺华的人不是三个,而是许多。他外部创造环境,内部凝聚人心,整合优势资源,《枣儿谣》剧组实力雄厚,阵容壮观,全力打造,取得成功当在情理之中。
王艺华为蒲剧《枣儿谣》倾注了全部心力,将“大清义民”的“唐尧虞舜之风”再现于舞台之上,使《枣儿谣》成为闪耀人性光辉、传承民族精神、促进家庭和谐、推进社会进步、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递正能量的经典之作,将戏剧艺术教化、传承、宣传、学习、激励等社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