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厚厚的大书轻轻合上了

    22岁，蒋星煜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在他94岁那年，八卷本《蒋星煜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涉猎广博而精深，游走于古今，出入于中西。有人说，他是“上海现代文化最完整、最多面的代表者之一”，有人用“亦文亦史七十年”来概括他。

    他是戏曲研究界“泰山北斗”式的存在，一生钟爱戏曲，对《西厢记》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国内最早用现代观念研究隐士史和书法史的人”，是一位“令人难忘”的唐史、明史研究者，他还是“资深的历史小说作家，一位同样资深的辞书编撰者”。拿出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就都足以让一位学人傲立终身，他却能够处处散发光华。

    2015年12月18日4点47分。上海的冬日凌晨，夜色依然寂静，许有一道星光悄然划过，这本厚厚的大书轻轻合上了，书页停驻在96岁。遵照他的生前愿望，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见诸报端的几行字，告诸生前友好。

    他的一生漫长而多彩。生于1920年，启蒙老师是既为晚清秀才又做过小学校长和孙中山警卫团文职军官的外祖父。因抗日战争中断学业，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会计专业。辗转到重庆当过图书馆职员、中华教育电影厂编辑，在南京做过中央通讯社记者。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干部，也曾几度因文“闯祸”，尤其是因受命撰写《海瑞》著作及相关文章在十年动乱中饱受折磨。后调入上海艺术研究所担任学术顾问、研究员，同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古稀之年始得授徒传道，得他惠泽的“编外学生”则有无数。

    “蒋先生集学者、作家、历史学家于一身，不遗余力培养后进，他的离开是戏剧研究界的悲痛。”因为一篇文章而与蒋星煜结缘三十多年的福建闽江学院教授邹自振说，自己就是因为蒋先生的奖掖才走上戏曲研究的道路。邹自振保存了十几封蒋星煜的信。“不是一般嘘寒问暖，说的都是戏曲研究。”邹自振说，今年八九月份还和蒋先生通过电话，说起2016年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明年一定会很热闹，你要好好做点研究，争取出一个比较好的成果。”邹自振说，电话那头蒋先生频频叮嘱，虽是90多岁高龄，他的眼睛从没离开过戏曲研究。

    “先生为人随和，没一点大学者的架子。考入门下前，我只是湖南岳阳一所乡镇中学的英语老师，给蒋先生写信，先生每次都亲笔回信。”忆起当年点滴，身为开门弟子的徐惠风感念不已。那一年，蒋星煜66岁，以华师大兼职教授的身份招了两名学生。“每周二下午，我们去先生家上课，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指导得很细，同时又非常开通。”徐惠风说，“他的学术中西贯通，秉持着老一辈学人的风范。他就像是一片海洋，我有幸跟随左右，取到了半瓢水。”

    郭梅是蒋星煜在华师大任教期间的关门弟子，在她眼中，先生“泥古能化”“老而不僵”，擅长在史学、文学与戏曲相交集处独辟蹊径而钩沉致远，他的学术“宽度、深度、高度和锐度兼得”。说起跟随蒋星煜外出调研时的一个细节，一位可爱可敬的老者就在眼前：“有一次我们去泰山，火车上老师说我考考你们，《三国演义》里面单姓双名的人物能说出几个？说出三个现在就让你们毕业。结果我说出了一个半。十几年后，有一天接到老师的电话，说写了篇文章你去看看，原来我考你的题目我认为的答案可能也是错的。”那一年，蒋星煜已是八旬老人，依然不辍研究，敢于推翻前论自我否定。郭梅说，这些年，蒋星煜一直保持着上午会客，下午看书，每天写2000字的习惯，直到今年，写作进度才放慢了些。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杨柏伟是蒋星煜的“资深粉丝”，也是他的最后一位“御用责任编辑”。2008年，蒋星煜的《海瑞》《〈桃花扇〉研究与欣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中国戏曲史钩沉》《史林新语》《山水对人性的折射》等著作单行本先后出版。而于今年7月为蒋星煜编辑出版的文史随笔集《梅陇漫录》，所有文稿均是蒋星煜亲自挑选修改汇集而成，没想到这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