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出发 到文本中探秘

    文学理论建设是学院体系内的理论搬运或概念旅行，还是立足具体审美问题的深入探秘？文学批评是若干全能术语的巧妙嫁接或抽象演绎，还是切实地帮助读者更细致、更深刻地理解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差异性？这关乎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的审美敏感力与微观解读力，同时考验着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的眼光。

    以孙绍振五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个案，会发现，无论是宏观的美学观念论辩，还是中小学教材中名篇名作的微观解读，他的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对某种宏大叙事的简单呼应，而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让文学批评成为提升读者文学修养和解读水平的中介。同时，文学批评在孙绍振那儿，从来不是一种贵族式的自娱自乐，而是以表达的“平民化”和观点的“精致化”寻求文学批评广泛的关注度，让文学批评的接受人群“最大化”。

批评就是“诊断”

    大胆地质疑看似当然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观点，这是直率的孙绍振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这种诊断式批评，在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就已显露出充沛的批评魄力。这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文章，与其说是为朦胧诗辩护，不如说是诊断当时某些僵化的文学观念。这种诊断批评，孙绍振始终延续。不过，在当下，这种诊断的对象，转向对西方文学理论无条件接受的质疑，转向对文学虚无主义的批评，转向对基础文学教育中种种似是而非的“解读”的“再诊断”。

    质疑式批评，“诊断”式批评，是孙绍振文学批评实践最突出的特点。

    孙绍振的文学批评，不是光表态不拿出点“真货色”的批评，不是只挑毛病“耍帅”式的宣泄批评。他的批评，总是将“寻疑”转化为“解疑”。“解疑”就是寻求文学艺术创造的奥秘，透过“解码”找“编码”，这才是孙绍振文学批评的落脚点。

    因此，尽管孙绍振的所有的理论著述皆为“论辩体”，但无论是“明辨”，还是“暗辨”，所有的论辩，不是为了享受“辩驳”的快感，而是为了找到文学艺术创造的特殊性乃至“唯一性”。

    正是对审美特殊性乃至“唯一性”的孜孜以求，给予孙绍振以学术地气，他的发轫之作《文学创作论》，阶段性代表作品《美的结构》《论变异》，新近面世的《文本解读学》（合著），乃至在中小学语文教师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这些著述中所有的理论推进都是建立在文本诊断的基础之上。正是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让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不是情绪化的“酷评”，而是让诊断的过程成为提升读者水准和品位的成长之旅，让批评成为亲近读者、牵引读者的一种默契的心灵交流。因此，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不是指出“误读”的症候就了事，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从来不会向读者散布“文学已死”的虚无悲观的情绪。在他看来，与其讨论文学是否已经边缘化或虚无化，不如以大量的文本为资源，探求文艺作品真正打动读者的原因。

    他解读王昌龄的《出塞》之二“战罢沙场月色寒”的刹那间英雄心态所蕴含的错综变化的心灵密码，诊断出鲁迅小说中八种死亡叙事中为何祥林嫂的死亡最为深邃的艺术原因。文学批评，只要能引领读者窥见文学现象背后的特殊性，诊断出文本之中的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审美所在，任何文学批评虚无化的观点便不攻自破。所以说，孙绍振的诊断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建设性的艺术批评。

    “诊断”是为了发现问题，更是为了解决问题。孙绍振是一位乐于“开药方”的批评家，他总是愿意就艺术问题比较出艺术水准的高低。与“相对主义”的模棱两可相反，孙绍振的文学批评从来是快言快语：道出作品在什么方面有创造有特色，又在什么方面欠品位少趣味等等，这才是批评者的“文之悦”。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绍振的文艺批评不但是“诊断批评”，还是一种“教练批评”——一种力图提高文学创造者与阅读者的艺术水平的批评。

精致的探索是文本批评的“真功夫”

    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或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其价值，除了概括思想与艺术特性，还为作品找到审美价值的方位。

    哪怕是剖析单篇作品，也是通过作品群落为其审美特征做定位，哪怕是对某一形象或某种细节进行分析，也是通过一系列作品的类似形象或相似细节做一番辨析。

    孤立、封闭的文本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文本批评，不是只盯着文本的批评，而是充分关注文本周边要素的批评，是深入文本内部肌理的批评：在审美相似性的交叉点上提炼特异性，在特异性的对峙中发现审美相似性。

    一种别致的“情感褶皱”，是在相似情感表达的一系列描绘中提炼其独异风格；一段奇妙的“表情定格”，是在比较表情描写牵引出多少内心变幻的向度上做审美对照；一个花团锦簇的“场景描绘”，是“检测”场景描绘能“打开”多少个视点、多少层想象的多维度比较中判定价值。

    这就是孙绍振倡导的文本批评的开放性：将作品放置在文本的谱系中，在多方面的联系和对比中进行动态的、微观的分析。

    比如，分析杜甫的诗歌，孙绍振不是满足于对杜诗浑厚深沉的艺术格调的分析，而是探究杜诗沉郁顿挫的同时凸显杜诗的精微潜隐。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是通过动态的、微观的、不断“腾挪翻转”的字词推敲和意象辨析来实现。单是阐释《春夜喜雨》中的“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种“大浓黑和小鲜明”的反衬法，柳宗元的《江雪》、王安石的《咏石榴花》、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便一路召唤来形成文本队列。自然，还少不了“浮现”杜甫诗歌以及秦观的《浣溪沙》的同类意象，而这只为了掂量“花重锦官城”中的“重”这一字的“量感”。而所有的这些对照，最终都指向《春夜喜雨》那种无声、微妙且博大的喜悦感。

    如此，孙绍振的微观文本分析，既照顾到中心论题的统一性，又能衍生出文学批评的多重入口和多重出口。这些批评的出口和入口，如蔓延的枝条，如登高的小径，指示着种种方向，安排着多重布局，让开放性的文本批评显示左右逢源的生机和活力。

    作品比较的开放性，最终是落实到一个艺术的特殊点上。是通过反复比较激发读者的艺术探求欲，更是通过批评引领读者去探察、体悟文学作品中最有趣最微妙最深邃的所在。孙绍振早期的文学批评是以“教练员”的身份引导创作，而他近期的文学批评则以循循善诱的“评论员”的身份，以或清新隽永或凌厉泼辣的行文风格，磨砺读者的艺术感觉，提升读者的审美辨别力。

    通过大运动量的比较让批评精致化，这是孙绍振的文本批评的重要方法。当然，这种批评“精致化”并非“雅致化”，后者多指批评的风格，前者则是最大限度“逼近”文本审美特殊性的一种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是从主题、结构到修辞分析都尽可能提取出文本审美特殊性的差异性批评。

    当然，“精致化”不是绝对的微观化，“精致化”的“真功夫”恰恰在于既能贴得近，说得出微妙的艺术特色，又能看得远，从宏观的历史角度阐明艺术的逻辑演进。如此，孙绍振的文本批评“远”与“近”便成为需要探究一番的话题。

文本批评是显微镜，也是望远镜

    文学文本批评需要贴近文本，但如果认为文本批评只是一种关注细枝末节的文本解读，那是极大的误解。

    文本批评同样具有跨越历史时空探索文学奥秘的能力和胸怀，同样可能大开大阖，文思跌宕，展开一片具有极高理论含量的言说天地。

    孙绍振的文本批评擅长在文本微观处“逗留”，左推右挡，反复辨析，抓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多方诊断，进而直捣理论盲区，“翻出”一个或一系列新见解。不过，孙绍振“诊断”种种细节，从来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诊断”过程中不断延展其理论疆域，每一处细节“诊断”都成为推进批评的一个支点，每一处“逗留”辨析都成为释放其理论能量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孙绍振的文本批评固然处处在意“小处”，但种种“小处”串联起来的逻辑链条，却是层次分明，锋芒毕露，充满了理论逼迫力。

    要做好文本微观分析，恰恰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了大见识，做起小文章来才说得透，道得明。况且，孙绍振的诸多文章并非小文章，他对域外的“陌生化”理论以及“新批评”理论的“诊断”批评，都是“大文章”。孙绍振写作此类“大文章”，其动员的理论资源不可谓不“宏大”，当时为了反驳“陌生化”理论的种种观点，行文便要深入到陌生化的发源地俄罗斯文学之中，从俄罗斯经典说起，分析“陌生化”理论的明显漏洞，其间又频频回溯中国古代诗词作品以及诗论中的“非陌生化”的审美编码。如此，这样的“大文章”，既要有微观推断的理论“紧密度”，找准“疑点”，穷追不舍，将问题说透，还要具备大幅度调动理论资源的实力和气魄，透过对方的文化与文学背景讨论对方的观点，如此方能以理服人。

    到文本中做微观探秘，对“点”的剖析要精准且精致，这考验着论者的敏感力与辨析力，而贯通“点”与“点”之间的“线”，即逻辑线条，则内蕴着论者的历史视野、知识结构和思考密度。

    文学批评，既要“显微镜”，又要“望远镜”，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才能同时赋予文本批评以精致性和丰富性。孙绍振的文学批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微观批评对艺术亮点的敏锐捕捉，对艺术盲点的深刻洞察，宏大论述容易被架空。反之，如果没有宏观学术研究大跨度跋涉的能力，微观分析则容易流于自说自话的单向度审美。孙绍振五十年来在创作理论、当代批评、比较文学、幽默学、中学语文教学等方面的“跨界”研究，最有特色的是他的微观研究，但最有深刻的则是从微观处显示出来的立足本土审美经验的理论魄力。

    （余岱宗，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