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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一向有从五帝说起的通例，但五帝究竟是传说还是信史？在红山文化正式发掘80周年之际，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考古学界的近百位专家，日前齐聚辽宁，参加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先后主持过东山嘴、牛河梁等史前重要遗址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郭大顺在主题发言中，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向人们描绘了5000年前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壮丽画卷。
“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是对前五帝时代和五帝时代的准确描述
历史学家李玄伯说过：“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有关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少，翔实程度低，不同理解多。所以，通过考古复原远古历史，就成了史前考古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郭大顺说，考古学者既要避免以往的简单比附，也不能因此而过于保守，应抱着积极的态度，从无字天书中触摸真实的历史。
50年前，郭大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学历，1968年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1983至1994年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兼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多年来，他主持多项史前遗迹考古，并著有《红山文化考古记》《龙出辽河源》《追寻五帝》等专著。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尧舜为代表的后期。距今5000年为界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即为五帝时代前期与后期在考古学上的反映。”郭大顺说，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时代和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时代的划分，是中国近百年来史前考古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也是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影响全局的两个大时代。
《史记·五帝本纪》描述的“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就是对前五帝时代（神农氏时代）和五帝时代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准确描述。郭大顺告诉记者：“考古学上的印证是，从仰韶时代后期开始各地区考古文化交汇频繁，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龙山时代共性大为增加。这其中，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
交汇的导向先由中原影响四周为主，从仰韶文化后期开始，以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主和由西北及东南向中原汇聚。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为寻找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提供了新证据
五帝时代的时间框架确定后，五帝时代的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即诸部族和代表人物的分布地域、活动轨迹及相互关系，就成为用考古材料复原五帝时代历史的重头戏。
关于上古时期主要部族的分布，据郭大顺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徐旭生、蒙文通等治古史家依古史传说提出的史前三大集团说，即中原华夏（河洛）、东方夷族（海岱）和南方蛮族（江汉）。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又从考古文化方面提出过中原地区后期仰韶文化、鲁南苏北青莲岗—大汶口诸文化和江汉间屈家岭文化三个文化区的划分。
“这些划分都是在当时尚未注意到长城地带北方地区的情况下做出的。”郭大顺说，“20世纪80年代初牛河梁遗址刚一发现，苏秉琦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同时，就将红山文化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北南关系作为以考古学为依据研究五帝时代历史的一个突破口，以北方区与中原区、东南区为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活动的三个主要区域，并从这三大区诸考古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寻找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动轨迹。”
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以往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已注意到古史记载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非定居农业的“往来迁徙无常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燕山脚下的蓟等。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如近年考证红山文化女神像为中华“共祖”的观点，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观点，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的众多创造发明和作为中国礼制一个重要源头的观点，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观点，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北南交汇导致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出现的观点等。
采访最后，郭大顺对记者说：“目前虽然还不能对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都作具体确指，然而那正在一页页揭开的‘无字天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五帝时代的壮丽画卷，令人十分鼓舞。”
（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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