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面上看是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增长。这个“效益底”何时出现,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
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也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具体来看,供给侧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去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的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挤出过剩产能,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方面出台得力政策,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还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既要“放小”,又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强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
第五,在尊重创新规律的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而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
(刘世锦,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