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的逻辑联系

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研究员 刘弘：

    考古资料证明，在东亚大陆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呈“X”形的文化传播带，这个文化传播带由东西相背的两条半月形弧线组成。欧亚族群在东亚大陆“X”文化传播带的活动与迁徙，与中华文化在这条传播带上相遇、碰撞、影响、融合。

    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学术界便称这条将四川成都作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在研究的初期曾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由于有了“南丝路”的提法，穿行于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则相对地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

    从地理分布上看，三星堆遗址位于东亚“X”形文化传播带西弧线的中部，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与其南其北地区的文化有着明显的文化联系，与北方（对于三星堆是北，其实其来源于西北）文化有关系的有金面具、金杖、翼兽（龙）等；与南方文化有关系的有象牙、象头神、海贝、扇贝形铜挂饰、柳叶形剑、三角援戈等。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由众多遗存组成的遗址群，目前学术界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二至四期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时代到了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该遗址的二至四期，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完整的中国陆上丝绸之路还只具有雏形，但以上文物因素在三星堆的出现，说明中国陆上丝绸之路正在形成。一条道路的形成需要若干的生长点，点与点之间相连接便形成了道路，而三星堆就是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 邱登成：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不在少数。据《三星堆祭祀坑》报告记载，仅二号祭祀坑就出土海贝约4600枚。考虑到出土海贝均经过火烧损毁，则三星堆时期古蜀国拥有海贝的实际数量可能远远大于两坑出土的数量。这些情况表明，三星堆古蜀国不仅拥有大量的海贝，其使用也相当普遍，其主要功能虽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但从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串连，以及青铜尊、罍等容器储藏等情况看，也都与云南出土海贝及其盛装方式颇为一致。

    除海贝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这或许才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保持着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并不停地吸收这些异质文化的因素，而这是与其长期的贸易紧密相关的，其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就是作为早期西南地区连接印巴次大陆的国际交通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

    通过这条国际贸易线，三星堆古蜀国在以丝绸换来自己所需的包括海贝、象牙、青铜合金原料等大量物资的同时，也较多地接触并吸纳了近东青铜文明中包括青铜雕像、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重要元素，并因此创造出了自己独特而神秘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丝绸之路实际的开通年代比我们目前认识的要早得多。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何志国：

    南方丝绸之路（即滇缅道）具体路线首见于唐代，学术界对于这条国际通道在唐以后的存在并无争议。但是，赞成和否定早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意见却一直存在。我以四川早期佛像来源为例，尝试对南方丝绸之路是否在早期成立的不同意见进行讨论。

    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专家吴焯为代表，否定早期佛像从印度经蜀身毒道（滇缅道）传入（长江上游地区），其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理由：其一，西汉昆明遮道说，其二，东汉只通哀牢地。

    汉武帝时期，不只平定昆明，汉朝势力还扩至昆明以西的哀牢部分地区。当然，终西汉时期，汉朝虽平昆明，昆明夷及部族也时有反叛，但随着郡县的设置和政权的治理，以及汉族移民的迁徙，昆明所在疆域归入汉朝版图，昆明夷开始逐渐融入西汉社会，这为蜀身毒道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从东汉中期到东汉末期，长江上游摇钱树佛像的图像志发生了较大变异，可以看出长江上游东汉佛像传入的两个阶段，这其中至少有三次粉本传入，这说明蜀身毒道一直畅通。可见，蜀身毒道至迟开通于公元一世纪末，即东汉中期。我们说滇缅道正式于东汉中期开通，并不否定西汉以前这一带的交通存在。

    综上所述，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开始，到东汉初哀牢夷内附汉朝止，这一时期，是滇缅道开拓、开通的漫长过程，其间经历了两百年。东汉中期，以掸王遣使进贡汉廷为标志，表明了滇缅官道的正式开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邦本：

    学者对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然而由于种种缘故，东线除史载较为明确的五尺道等线路段落研究较热外，其余“夜郎道”“牂牁道”等则论者寥寥。我侧重对“夜郎道”略作初探。

    “夜郎道”难以具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汉以来屡见诸文献的夜郎国地理位置难以确定。我认为，夜郎应该主要在黔南一带，包括黔西北部分地区，而其两翼所及可能包括云南东部、广西西部的一些地方。正因为夜郎主要位于黔南，离秦汉之际强盛的南越国近，所以史载其一度遭受南越国役属，可见两国之间必有道路相通。

    然而从巴蜀前往夜郎的道路，也就是“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的道路，很大可能是溯赤水河而上，经仁怀、金沙、黔西抵达安顺，然后进入北盘江，再接牂牁道。

    那么“夜郎道”就应是从巴蜀前往夜郎的交通路线。对古老的夜郎王国和南夷而言，属于他称而非自称，就像二者所属的“南夷道”一样，是秦汉以降华夏先民开发西南夷地区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交通线路名称。《史记》记后来“西南夷又数反”，汉王朝为“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此条下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云：“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不仅县制保留，而且道路也正式设置邮亭，可见其时“西南夷数反”的形势下，“夜郎道”仍然保持了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