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救济传统看邻里关系的历史内涵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各种灾害事件史不绝书。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倒，也就证明我们的文化中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东西，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再造和延续，这就是社会救济的传统。最早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所谓“嗟来之食”。这个“嗟来之食”的发起人是齐国人黔敖。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具体姓名的，个体发起主动性社会救助的活动者。在春秋时期这样的活动已经被称为义举了。

    《春秋左氏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可以判断最晚到春秋时代，救灾恤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上升到一种道德规范的层次。《老子》里面也提到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样一种裒多益寡的观念。裒多益寡、救灾恤邻的救济行为，最晚可以从先秦时期算起。到了汉朝，对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

    进入明清时代，从个体化的救助逐渐发展到社区化救济。在传统中国一个县的范围之内，作为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基本上只能到知县这层。当时的一个县比我们现在县的辖区还要大，这样一个县下的社会治理如何得以运行？这个奥秘在于我们当时有一种官治和自治相结合的机制，有社会学家把它命名为双轨制。所谓的双轨制就是在正式的官府治理之下，还有一个民间的自治系统。

    也由于这种双轨制的存在，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得到了很好的维持。明清时期虽然经历了明清易代这样重大的朝代转换的变革，但是基层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断裂。从个体化救助的守望相助、邻里相助发展到社区化的救济，这就涉及官治和民治、国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在经济发达区域，比如江南、华南也是中国传统士绅社会力量开始得到最先发展的区域。很多士绅以一种自愿的、公益的精神，主动地承担了地方的社会公共事业，从最简单的修桥铺路，到荒年承办赈济等。这使一些社会性事务可以从官府的正常活动当中剥离开，把责任转移到一些社会性组织和社会人士身上。因此，面对近代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基层社会的很多基本关系还是得到了良好的维持。

    而随着中国社会特有的同心圆式的扩展，在晚清时期出现江南援救华北的情况。这样扩展有助于近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我们的同胞跟邻居是一样的；我们所要救助的人、所要救助的地区，跟我都同为中国。这样一种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对于守望相助的理解非常融洽地结合起来。

    中国的社会救济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也具有启发性意义：第一，如何在地方社会中把公益精神与道德规范的重建结合起来，重点在于打造共同的社区认同、社区文化；第二就是把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和现代公益社会的成长结合起来，进行中国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