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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25日 星期三

    世界智库评价需要“中国声音”

    ——访“全球智库评价报告”课题主持人荆林波

    作者: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25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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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创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在京发布。这是首份由中国研究机构对全球智库发展情况做出的评价与排名。据《报告》公布的“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显示,世界智库排名前十位依次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英国查塔姆社—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中,上榜的中国智库共有9家。

     

        《报告》发布后引发热议。应当看到,任何排名都有不足,此份《报告》的研判、分析与结果也难免存在可商榷之处。但建立智库评价标准、构建智库评价体系对于智库建设有重要意义,为了鼓励此类探索,展示中国学者在此领域取得的进步与成绩,本版专访“全球智库评价项目”课题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研究员,请其对《报告》的编制过程、评价标准、意义亮点等进行介绍,也欢迎各界读者来稿来函,对智库评价问题展开讨论。

     

        1、记者:您主持编写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于11月10日发布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请问此项目的缘起和目的是什么?

     

        荆林波:今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提了出来。智库建设对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做好智库评价、明确智库建设的标准与方向,也是一个事关智库建设水平高低的重要议题。我们认为,通过开展全球智库评价,一方面可以在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智库评价的国际话语权,为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智库评价与智库建设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智库强化全球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提升自身水平,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环顾世界,目前影响较大的全球智库评价与排名,只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TCSP)”课题组(以下简称为“项目组”)。他们从2006年开始做全球智库评价和排名研究,已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智库评价流程。然而,其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在得到各方肯定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该项目采用的是整体性测度方法中的“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虽简便易行,可以快速地对大量客观主体(比如全球智库)进行评价,但这种评价方法的主观导向影响过大、欠缺客观性,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这种方法要求必须通过优秀的调研人员来最大限度地去除主观评价中的偏差,但该评价项目只有唯一一名全职工作人员詹姆斯·麦甘负责,项目的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依靠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地区其他高校的实习学生进行,缺少实地调研和专门的工作人员。

     

        最后,专家遴选机制有待规范化与透明化。2011年,麦甘吸收了来自各地区和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小组成员、跨领域的记者与学者、现任和前任智库负责人、智库捐助人、社会民众代表以及其他智库相关人员等组成了专家小组。然而,麦甘并没有给出专家小组成员的专业领域、地区所属、职务职称等具体分布情况,这些专家成员的构成会直接影响调查样本对该地区智库的认知熟悉程度。

     

        全球智库评价的缺憾,为我们提供了发声契机。2013年底,我们依托中国社科院已有的社科学术评价资源,整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并于2014年2月正式启动了全球智库评价项目,希望能为世界智库评价和中国智库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记者:一个科学健全的指标体系,是开展评价与排名的关键所在。“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具体评价工作是怎样展开的?全球智库排行榜前100名智库的分布情况如何?

     

        荆林波:我们组建了专门课题组,在对国内外百余家智库进行实地调研并大量发放问卷、组织专家座谈、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三个层次对全球智库进行评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五级指标构成,总分值为355分,其中一级指标“吸引力”分值为105分,“管理力”分值为70分,“影响力”分值为180分。

     

        在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模型中,吸引力好似一个漏斗,显示出智库的外在声誉和对外界的吸引能力;管理力好似孵化器,展示智库的内在运作能力,即智库如何提高内部的有效管理,提高产出能力;影响力好似喇叭,展现智库的对外传播、政策作用等能力。

     

        2015年,为了进一步检验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我们制定了“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15年试用版)”(以下简称为“2015试用版”),从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子类之中选取了大部分指标作为2015试用版的指标,并以此对全球智库进行评价。

     

        与完整版评价指标体系相比,2015试用版的总分值减少了72分。其中,一级指标“吸引力”的分值为82分,“管理力”的分值为51分,“影响力”的分值为150分。

     

        在全球智库评价的调研过程中,课题组综合现有国内外智库评价成果,邀请各学科专家推荐所在学科的重要智库,据此逐步缩小来源智库范围。

     

        为了使主观评价主体的范围尽可能广泛,课题组根据智库的研究内容(地区+专业领域),将所确定的1781家智库划入39个大类,并在每个大类中寻找为该类智库评分的专家。同时,在客观评价数据方面,课题组通过邮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尝试与所有来源智库建立直接联系。从1781家来源智库中挑选出359家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对其中没有返回调查表的智库进行人工信息搜集,以期做到重点智库不遗漏。最后,我们根据评价指标及权重对359家智库的数据进行了核算,根据AMI总分情况,排出全球前100名智库。

     

        本排行榜所列的前100名智库,共有31个国家/国际组织的智库上榜。其分布情况为:美国18家,德国11家,中国和日本各9家,韩国6家,比利时5家,意大利和英国各4家,巴西和智利各3家,阿根廷、国际组织、荷兰、加拿大、南非、瑞士、印度各2家,波兰、法国、芬兰、吉尔吉斯斯坦、挪威、瑞典、土耳其、西班牙、希腊、新加坡、以色列、阿塞拜疆、埃及、澳大利亚各1家。

     

        由于课题组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保证评价的客观公正,未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智库纳入本排行榜。

     

        3、记者:对比国内外智库评价项目,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什么特点?

     

        荆林波:该体系具有四个鲜明特点。

     

        评价指标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我们认为,必须突破单纯依靠主观定性评价方法的瓶颈,构建全面的定性加定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设计契合智库的工作流程。对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作分析,三种力相互作用,影响力大了会反哺吸引力,而吸引力加大则会促使更多高品质人员聚集到智库,提升其管理水平,符合智库的实际工作流程。

     

        指标覆盖面广。具体而言,吸引力包括声誉吸引力、人员吸引力、产品/成果吸引力和资金吸引力;管理力按照7S理论包括:战略、组织、系统、人员、风格、价值观和技术;影响力则包括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充分发挥了专家群体和第三方评估的作用。该评价体系既发挥了专家评议作用,又重视借鉴第三方评估成果。具体而言,专家评估的分值高达40分,第三方评估的分值为10分,充分体现出评价指标体系对同行评议的高度重视。

     

        4、记者:《报告》发布的“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中,上榜的中国智库仅有9家,这说明我国智库仍然与欧美智库有较大差距。通过此次对全球智库的调研与评价,您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何深层认识?

     

        荆林波:通过对国内外智库的大量走访、研究,我首先对智库概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智库是组织,不是自然人。这是智库的组织要件,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刘伯温”等个人谋士无法构成智库。

     

        智库须有自主的知识产品。智库是专业化知识制造者,要由拥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来开发创造新的思想产品。

     

        智库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是智库的核心功能。在智库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制定政策者、影响政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沟通,利益相关者试图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或者间接地通过政策影响者对政策制定者施压,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政策出台。智库须在其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正向作用。

     

        我们认为,既要致力于智库的基础建设,具体包括:战略管理、行政管理、营销管理,整合信息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等,形成坚实的智库基础层;与此同时,为了提升智库的竞争力,智库必须对政策制定的相关人员进行影响,包括基础研究者、政策首倡者、政策谏言者、政策决策者、政策修订者和政策实施者。

     

        为此,需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之间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有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才能有力度与深度,否则对策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能混淆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系。必须坚持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并举方针,推出有客观依据、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使对策研究建立在深入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

     

        科研考核与智库考核的关系。基础研究关注的是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等,而对策研究关注的是获得领导批示、被有关部门采纳,两者的考核体系不尽相同,如何在同一个机构内,平衡好对两类研究的考核,成为智库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只有运用好考核这个指挥棒,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到世界知名智库的建设中来。

     

        练好内功与对外宣传的关系。练好内功是智库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国际问题,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推出现实性强、公信度高、影响力大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为中央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服务。同时,建立国内外网络系统,立体化、多渠道地宣传自己的成果,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智库建设与后勤保障的关系。智库的后勤保障体系,至少应包括:数据支撑体系、日常行政运行体系、财务运营体系等。数据支撑体系是智库运行的基本保障。我国智库必须思考如何按照“云”构架,建立统一的、海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型信息数据库;把握核心数据,建立起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建立快速反应的网络舆情反馈系统,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危机公关。日常行政运行体系是智库高效运行的保障。日常行政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智库整体的效率。可以为研究人员配给研究助理,承担后勤保障,为研究人员节约时间精力,提高智库效率。财务运营体系是智库运行的生命线。独立运行的社会智库将面对较大的财务压力。随着智库间竞争的日益加剧,智库的运行能否有序、稳健与融资能力紧密相关。

     

        立足中国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影响中国公共政策为对象,以追求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逐步打造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氛围。必须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绝不可能简单照搬国外已有的智库模式,尤其要防范“智库的美国化”倾向,防范智库议题被他人所掌控,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加强与国际一流智库的交流。要重视中国智库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话题的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逐步引领话题的讨论方向,掌握国际话语权。

     

        专业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关系。要构建一支高素质、跨学科、多类型的智库人才队伍。高素质要求智库人员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内政策环境;跨学科要求智库人员的知识结构要合理,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多类型要求智库人员具备跨领域工作的阅历,能够较好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我国智库人员更要积极地了解政府有关部门的运作程序、机制,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政议政功能。

     

        (本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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