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研究的经济视角

    徽商，作为中国历史上跟晋商、潮商并称的“三大商帮”之一，较为集中地汇聚着经济学、文化学专家关注的目光。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与经济学或文化学研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研究者们各司其职，互不侵扰，于是文学研究与徽商研究就如同两条平行奔涌的河流，即使偶有交汇，也难免泾渭分明。然而，百舸争流千帆竞的河道必然离不开众多水系的汇聚，学术研究同样也不例外。于此，朱万曙教授的新著《徽商与明清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无疑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笔者认为，这本学术著作较好地实现了以下三方面的和谐统一：

    其一，文学视角与经济、文化学视角有机统合。一方面，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一旦离开了经济、社会的基础，就将成为虚幻的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对经济、文化学的考察，尤其是当其基于历史背景之上，又不能无中生有，而必须以特定的文献、文物等为依托。因此，文学研究与经济、文化学研究原本就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然而大多数学者往往是术业仅限于“专攻”，故而或者眼界受到了制约，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若论博采与融通，谈何容易！

    朱万曙这部专著，不单纯是以经济的视角考察明清文学，而是从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商人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注重考察“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明清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明清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之与文学之间的复杂面貌呈现出来，因此，本书也就不是“徽商+明清文学”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文学研究与经济、文化学研究各行其是，而是实现了文学视角与经济、文化学视角的有机统合，既对徽学研究大有裨益，又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其二，宏观整体性观照与微观个案研究相互生发。该书以“挖掘商人与明清文学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以加深对明清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理路的认识”为旨要，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重探讨徽商与明清文学生态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分析徽商的崛起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的前提下，分别论析了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与明清文学传播、与明清戏曲，以及徽商家族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并重点考察了明清文学中徽商题材的创作；下编则详细梳理了明清徽商的文学创作，在整体性解析徽商文学创作的崛起及其特点、价值的基础上，对明、清两代的徽商文学创作进行了个案研究。

    具体到篇章内部，作者往往又能灵活地打破宏观与微观的总体性格局制约。例如上编第二章讨论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首先列举了方用彬与文人交往的个案，并由此得出徽商同明清文人交往的特点与一般性规律；而下编虽重点在于对明清两代徽商文学的个案研究，但作者也不忘先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整体审视徽商文学创作的全貌。这样处理，既能有效避免大而化之的笼统、浮泛言说，又不致使研究成为琐碎、松散的饾饤杂陈，从而实现了“点”与“面”、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相互生发、相互促进。

    其三，理性思辨与严谨考证、精确统计相得益彰。在零散无序的现象之中寻绎出一般性的规律，并将之上升至理论的高度，这是学术研究的职责所在。《徽商与明清文学》一书即不乏具有理论深度的思考，如书中“将徽商之于明清时期文学的影响归为‘生态’予以描述”，从而使得某些对文学影响甚为突出的因素得以揭示。当论及传记和小说中商人形象不同的真实性时，作者在对案例的列举、分析之后，进一步指出：“传记作为真实的历史记载，同样有不具真实性的成分；反之，小说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却也有着真实性的历史价值。也因此，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实在有必要尽可能进行材料的对读，从而避免认识上的主观和片面性。”这不仅指出了事实与规律所在，更从治学方法的高度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当然，学术研究更需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因此，对于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对未明问题的探寻与考证乃至对相关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也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和途径。在这些方面，《徽商与明清文学》一书同样显示出不俗的实力。例如，在人们较多关注的扬州和杭州西湖文事活动之外，作者更为详细地梳理了清代汉口徽商“竞重风雅”的活动；对于人们较少留意和研究的《丛睦汪氏遗书》，作者则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揭示出丛睦汪氏从徽商家族转换成文学家族的历史进程。为了整体性把握明代话本小说中徽商描写的基本面貌，作者不惮其烦，对明代白话小说描写或涉及徽商活动的四十部作品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这些考证和定量分析无疑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总之，朱万曙教授的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学术著作，视角新颖独特，不仅资料翔实，分析细致，多有发明和创获，填补了徽商与明清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它所提供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无疑会为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从而具备了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