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20世纪40年代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问父亲的问题。布洛赫竟一时语塞。而这一萦绕不去的追问，直接导致其名著《为历史学辩护》的问世。时至今日，这一追问依然是摆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面前的重大课题。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在不久前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对历史重要性的强调引起史学工作者的热议和深思。大家纷纷表示，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指明了方向，也将给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历史的无用与有用
在我国古代，历史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各个王朝都设有史官，记载军国大事，史学著述与儒家经典并称“经史”。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诵经与读史可以说是两门必修的课程。故而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
西方同样如此，古希腊神话中9位缪斯居首的克莱奥，就是一位司历史之女神。在古罗马政治学家西塞罗看来，“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重视历史学，他们有一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现代学科体系建立后，历史虽仍属于一门重要学科，但其作用却逐渐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史学危机”曾在我国喧嚣一时。《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指出，这种危机表现为历史研究不被重视、史学理论研究兴趣索然、史学从业者纷纷改行、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人觉得历史同现实没有多大关系，不能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有什么用”之问是以功利观点为前提的。“从利润角度来衡量历史学，其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历史学、哲学、数学等基础学科，是难以直接创造生产力的。但是，我们能说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学问吗？显然不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直言。
事实上，对历史的功能和作用，先贤已经有很多精辟的归纳和总结，诸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确立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追求。而西方哲人培根则说：“读史使人明智。”克罗齐更明言：“历史是生活的教师。”
作为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民族精神传承的载体、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宝库、启迪人生的向导，历史是不容忽视和遗忘的。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有可能知道要“往哪里去”。
“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在贺信中将历史和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到新的高度，辩证地指出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只有透彻了解本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才能对学科发展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指出。
“‘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繁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智慧的积累与储存，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遵循。“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它可以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将超越功利视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会逐步受到重视。不过回首历史学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们发现思考历史学的功能和价值不仅仅在于证明我们有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方向，更好地促进史学发展并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语重心长地表示。
历史热与史学的尴尬
近年来，一股“历史热”悄然兴起。《汉武大帝》《康熙王朝》等历史剧热播，“百家讲坛”与各类纪录片大受追捧，《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等历史作品畅销，“历史热”在图书市场、影视作品、网络媒体等领域迅速蔓延。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却让人感到忧虑：据麦可思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4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薪酬最低。2011届本科主要专业类毕业生毕业三年后的就业满意度，历史学类排名垫底。
人们对于作为民族与国家历程本身的历史事迹兴趣盎然，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充斥荧屏，大话历史的作品风光畅销的同时，历史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却往往无人问津；大学历史系遇冷，历史系毕业生在就业上也经常遭遇歧视……“历史和史学目前正处于一个矛盾、尴尬的处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朴民多次呼吁社会对此重视。
不仅如此，人们发现“历史热”的背后，大多充斥着随意戏说，李白、杜甫成了身怀绝技的剑侠，一些反面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张海鹏痛心地说：“这些为满足人们的猎奇心和经济收益，不顾历史胡编乱造，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当然，出现以上问题绝不是说历史学这些年没有发展，总体上，我国历史学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在理论、范式、研究手段和学科体系等方面呈现出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崭新面貌：断代史与专门史研究不断深入；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孕育出新；区域社会史、新文化史以及生态史、心理史等不断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看来，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发展与进步背后伴随的不足和问题，同样需要深思。一些学者过于强调“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只埋头于自己的“名山事业”，孤芳自赏。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王学典表示，史学界出现了某种自我迷失，受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等影响，似乎选题越小越好，材料越冷僻越好，考辨越细越好，“理论”和“思想”的成分越少越好，把史学最独特的价值与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
早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就曾批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张文涛看来，“过于学术化使历史学变得不那么可爱，与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强烈反差。割断与现实的联系，离公众越来越远，史学教育、史学本身所蕴含的社会功用自然难以施展。”
从历史的启迪中更好探寻前进方向
从今年1月份开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公众史学研究中心联合杭州图书馆、杭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钱塘公众历史讲座”，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主讲的“多种声音：在田野中发现历史”，浙江大学沈坚教授讲述的“法国葡萄酒的历史与文化”等深受广大市民好评。
“学术不应该是学者个人的自娱自乐，它必须要有益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学术成果应该及时转化为公众知识的一部分，为社会所共享。”清华大学教授彭刚如此呼吁。
瞿林东认为，学术价值是一切科研成果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根本价值所在，但是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诚然，历史学的生命在于求真，但社会参与意识，并不与历史学的求真相矛盾。“求真”和“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诉求。前者显示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后者则展现了历史学的实践性。离开了对现实深切和真挚的关怀，历史学将成为一潭死水。
“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振宏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就是这样看待历史学及其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功不可没。毛泽东同志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党，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切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弄清“历史的真相”，也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和更清醒地观察未来，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经验、智慧运用于现实和未来。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强调，关注现实、参与社会是历史学更好发展并发挥功能的重中之重。
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彻底摒弃、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的错误影响；要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关系，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在这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史学界有了新的变化并从不同领域做出了努力和探索。在灾荒史、环境史、抗战史、区域文化传承、“一带一路”战略等重大问题研究中，历史学正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近年来在我国古代边疆治理、南海主权、丝绸之路等问题的研究中紧扣现实脉搏，既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也为国家大政方针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自豪地表示。
“我们强调史学要关注现实，发挥社会功能，绝不仅仅是指多写一些通俗历史文章，而是要在观念和实践上推进史学大众化。公共史学能够大大缩短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也必将不断扩充史学的应用范围。”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教授钱茂伟如是说。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史学研究的是过往、是历史，但史学家就切实地站在现实之中。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是机遇，又是鞭策。“国家要崛起，民族要复兴，社会要发展，历史要进步，史学工作者应该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学术责任和时代使命，把目光投向现实，投向未来！”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坚定地表示。 （本报记者 户华为 周晓菲）
（相关报道见14、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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