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秦国尚是一个偏居列国西陲的小邦,土地狭小,人口不多,处文化洼地,国势微弱。经过十几代的发展积累,到战国中后期,秦国形成了“振长策而御宇内”和威震列国的态势。在社会进程缓慢的古代社会,秦国能由弱变强、迅速崛起,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国着力集聚各方英才,形成了雄视天下的人才高地。
在天下竞胜的时代,各国都根据自己的理念来获取能量以发展自身,而秦国却坚持不变地把人才作为最珍贵的资源。春秋前期的秦穆公早有吸纳中原人才的愿望,他曾派人至楚国以五张羊皮赎来虞国亡臣百里奚,又派使者至齐国厚币聘来蹇叔父子,还以离间计收纳了充当西戎使臣的由余等,对他们均授予大夫、上大夫之职,委以国政。其时,整个秦国形成了一股求贤荐贤的风尚。历史上的相马能手伯乐就是秦穆公信用的人才,据《列子·说符》所记,伯乐晚年又推荐九方皋为穆公相马,荐贤的时尚从人波及于马,足见这种风气之浓烈。举国求贤荐贤的文化氛围,为秦国打造了构筑人才高地的坚固根基。
战国前期的秦孝公发扬了秦国的尊贤之风,他即位后向天下颁布求贤令,宣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以官职和土地吸引人才。不久,卫国人公孙鞅(商鞅)自晋国投奔而来,秦国得到了天下一流的人才。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刷新政治,把秦国迅速推入强国之列;孝公之后的惠文王尊用了鬼谷先生门下的纵横家张仪,魏人张仪在列国倡导连横事秦,巩固和提升了秦国在天下的首强地位;其后的昭襄王尊用了魏人范雎,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设定有效推进了秦国的兼并进程;再后的庄襄王尊用了卫人吕不韦,吕不韦以他圆润的行事方式和稳健的施政手段,使秦国成功消化了既有的兼并成果;后来的秦王嬴政又任用魏国军事家尉缭、楚人李斯等,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事业。可以看到,秦国的人才高地汇聚着列国最杰出的人才,天下龙虎在他们适宜的政坛高地上生云啸风,集成了变幻风云的能量,促成了秦国的统一伟业。
秦国所以能建成人才高地,在于他们对外来人才的看重。当时秦国出访他国的使者都有在出使国求贤引才的使命意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记述,昭襄王派谒者王稽出使魏国,王稽就向魏国侍者询问:“魏国有愿去秦国干事的人才吗?”而“侍者”郑安平其实早就想把范雎推荐给秦国使臣。使臣和侍者皆属人才猎头,他们都在为秦国搜寻和引进邦外人才。秦孝公的招贤令中把外来的“宾客”置于“群臣”之前,也足见对外来人才的看重。由于文化根基使然,秦国本地善出白起、王翦那样能征善战的大将,而外来人才一般具备优秀的文化素质和高超的政治谋略,这就弥补了本土人才的结构性缺陷,合成了秦国强大的人才优势。
秦国的人才汇聚还得益于商鞅变法后的制度设定。变法改革破除了世卿世禄的特权等级制,搭建成以功定爵的平台,把所有人放置在同样的起点上,让他们专心在耕战的方向上大显身手。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在吸引人才、激励人才和管束人才,让人才在秦国振兴的目标下汇集力量、凝聚能量。
秦国偏居西部,但其汇聚的是天下贤士,追求的是高端人才,打造的是“国际化”的人才高地。李斯曾归结这种人才理念说:“大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国的大业高如泰山,阔如河海,但它是建立在众庶的泥土之上,汇聚了四方人才的细流,才显出了自身的高大雄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后世思贤慕才的名句正表明秦国人才理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