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深藏多少瑰宝

    在百年来首次由中国主办的最具规模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不无担忧：“再不保护，数百年后就看不到克孜尔石窟了。”

    克孜尔石窟？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时心中一定有疑惑。只听说过敦煌石窟啊，没听过克孜尔石窟。事实上，克孜尔石窟比敦煌石窟早了整整三个世纪，它与敦煌石窟有一定意义上的传承关系。

    近日，首次由中国主办、最具规模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对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石窟来说，似乎来得有些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石窟壁画、古迹保护与修复、佛教艺术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讨，并前往克孜尔石窟参观考察。与此同时，在浙江省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克孜尔石窟文献展与当代岩彩艺术作品展”经过近三年的筹备，也与观众见面了。

    克孜尔石窟，这个被人遗忘的名字一夜之间火了，它那不为人知的历史价值，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劫后余生”，保护告急

    今天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一带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龟兹所在地，也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地。”

    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石窟，始凿于东汉。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王赞表示，克孜尔石窟比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早三个世纪。至今，200多个石窟中保存着1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敦煌学的很多谜团，上溯到克孜尔，便能迎刃而解，尤其有助于改变国人对中国画的误解——以为中国画只是文人的水墨画。事实上，壁画艺术同样是中国画的一部分，而且更为广袤。

    “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成就基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新疆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说。

    新疆龟兹研究院成立于1985年，目前负责保护和管理的石窟群共有9处，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著名的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等。徐永明介绍，克孜尔石窟在历史上遭受过两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是公元10世纪，在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纷争中，克孜尔石窟伴随着龟兹佛教的衰败而逐渐被废弃，并遭到较大破坏。第二次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在龟兹地区盗劫了大量壁画、泥塑等。

    收藏龟兹文物颇富的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鲁克思表示，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从克孜尔石窟拿取了一些文物，其中大部分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2010年，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当时看到那些残缺的壁画，既感动又遗憾，感动是因为那些古代艺术的魅力，遗憾的是这些壁画遭到了当时德国探险队的破坏。当然，这是历史的原因。”鲁克思表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壁画不及石窟壁画鲜亮，这可能与当时探险队运送条件以及受德国战乱影响有关。

    徐永明透露，在石窟保护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石窟壁画仍然面临岩体裂隙、雨水冲刷、壁画空鼓等危害，文物修复人才也极其缺乏。

    一些学者表示，敦煌壁画的保护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但龟兹壁画现在还远未像敦煌那样广受关注，“对龟兹艺术再不保护好，也许数百年后就再也看不到这些精美的艺术了，这绝非危言耸听”。

石窟壁画，罕见的美

    在浙江省展出的300多件壁画和文献展品，是新疆龟兹研究院老中青三代画家多年来孜孜不倦的临摹和研究成果，以及中国美院岩彩画教学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的一次汇总。

    岩彩画广义地讲是泛指一切以矿物色为主要用色的艺术作品。它可以包括架上绘画，也可以包括使用了矿物色的装置艺术与行为艺术等一切艺术形式。狭义地讲是指使用粗细颗粒的矿物色表现的绘画作品。

    “岩彩画”的出现在我国可追溯至半坡原始古朴的彩陶，马王堆赋彩浓郁的帛画和漆画，鼎盛于唐代的工笔重彩。但是一度被元以后兴起的“文人画”“水墨画”冲击，成为民族的边缘画种。

    克孜尔石窟里所有的壁画均是岩彩画，所有的颜料均来自于各种矿物质和自然植物，这让今天的人们惊奇。

    维吾尔语中，克孜尔石窟还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克孜尔明屋依”，意为坐落在克孜尔的千间房子。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的明屋依达格山南麓，这里有一段长200米、高200米的陡峭山崖，克孜尔石窟就开凿于这里的峭壁幽谷中，层层叠叠，与石窟下湍急东流的渭干河交相辉映，宛若佛国仙境。

    据考证，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至4世纪。佛教于公元初年传入西域，在于阗、龟兹形成两个佛教中心。据文献记载，龟兹佛教盛行时，有佛塔寺庙千处，僧尼万余人。

    克孜尔石窟是佛教徒为修行而建，后成为龟兹僧俗修行的理想场所。如今，石窟中的佛教塑像、壁画乃至洞窟建筑都成了艺术瑰宝，也为后人探寻东西文化在西域交汇的轨迹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见证。

    克孜尔石窟有大小洞窟251个，现存完整的洞窟有130多个，其中供僧侣巡礼观像和讲经说法的支提窟，即中心柱窟161个，供僧尼居住并作为禅室的毗诃罗窟61个，还有7个拱形窟和3个龛室。塑像和壁画都在支提窟内，克孜尔石窟的主体塑像多已被毁，但保留下了1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包括佛像、佛经故事、动物和山水树木、装饰图案和供养人画。

    菱形格画是克孜尔石窟别具一格的绘画形式，有多少个菱形格，就有多少个壁画故事。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本生故事数量多，画面丰，分布广，在世界佛教石窟中都是罕见的。

克孜尔石窟在中国，研究在世界

    专家学者在感叹克孜尔石窟壁画魅力的同时，也回眸了丝绸之路。徐永明介绍，克孜尔石窟的位置十分特殊，介于敦煌石窟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之间，对东西方文化起到了西融东传的作用，是丝绸之路中极为重要的文化节点。他同时强调：克孜尔石窟在中国，研究在世界。

    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及艺术史系教授汪悦进认为，禅观文化是克孜尔石窟的亮点之一。因为实际禅观未必需要壁画指导；禅僧坐禅修行等禅观题材大都绘于劵顶，示意而已，恐非真让人细观；石窟光线较暗，全部辨识石窟内整体布局画面内容不易；石窟很可能为龟兹王室功德窟等。这说明佛教石窟壁画尽管图现禅观，但并不为实际禅观修行而设。

    鲁克思展示了部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保存的1902年至1914年于新疆地区搜集的一批木头建筑构件的图片，既有中式建筑构件，也有印度或古代希腊风格的木头构件，其中包括一件雕刻精美的来自克孜尔的木雕佛龛。他还参与讨论了木构建筑与克孜尔石窟壁画之间紧密结合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对龟兹石窟卢舍那法界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讨，他指出此式图像实先现于新疆地区，于阗就有佛身上具种种几何图形的画作，克孜尔石窟有多个窟室绘出此式图像，精美且呈现主流形态。这一图像东传河西敦煌乃至中原北方的河南河北以及山东地区，总体上可以分出其主流的变化形态以及区域性的特点。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明研究组博士后研究员庆昭蓉则从已知龟兹语，即吐火罗B语文献出发，探讨当地人关于颜色的语汇，色彩分类概念，以及龟兹人崇尚的色彩与视觉效果，论述了龟兹艺术的特色以及它在西域艺术中的地位。

    新疆龟兹研究院副院长赵莉认为，龟兹石窟壁画部分故事题材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关系最为密切，反映了龟兹石窟流行的佛教部派。

    （本报记者 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