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主要的主人公”说话

    清明扫墓时节，你是否有一种冲动，想看看周遭墓碑，想算一算墓碑下那些灵魂在阳世的年龄？那么，请算一算这些墓碑上的数字：

    塔塔尔·伊戈尔·列昂尼多维奇（1961—1981）

    卡杜奇科·亚历山大·维克托罗维奇（1964—1984）

    巴尔塔舍维奇·尤利·弗朗采维奇（1967—1986）

    包勃科夫·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1964—1984）

    季尔菲加罗夫·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1964—1984）

    科泽罗夫·安德烈·伊万诺维奇（1961-1982）

    包古什·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1960—1980）

    以上碑铭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代表作《锌皮娃娃兵》最后一个部分，女作家想通过这七块墓碑，告诉读者她这部“艺术-文献”型作品的主题：一群十八九岁，20刚过的年轻人在和平年代死于一场意义极其晦涩的战争。

    “自古英雄出少年”，如果在乱世，20上下的年纪也是出大英雄的岁数。但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和平年代，是鲜花盛开的年代，十八九岁，还是少年，二十一二也不过刚刚中学毕业，但是，墓碑上的他们却齐刷刷地死在他人的国土上。

    “齐刷刷”是这几块墓碑最刺眼的地方，他们“齐刷刷”地生于60年代，“齐刷刷”地结束在80年代。大地震、大海啸，死难者墓碑后一截的数字自然也会“齐刷刷”的，但是，那前一截，则有老有幼。即使是世界大战，也不会如此“整齐”，也许只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和平时代的战争，才会大面积出现“锌皮娃娃兵”。

    本书书名直译，应该是“锌的男孩”，作家大概是故意设置阅读障碍，用这个颇为费解的短语引发读者的追问，所以开篇不久，作者就用“锌做的棺材”对应“锌的男孩”从而展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那些死在阿富汗战场，被装在锌皮棺材里运回家乡的年轻军人。“锌皮娃娃兵”是翻译家高莽的妙译，更加鲜明地点破了主题。

    当代阿富汗，是一片悲怆的土地，在全世界享受和平的时候，阿富汗却战争不断。S.A.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写的是1979年至1989年苏联时代的那场战争。1989年8月17日，苏联最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公布了权威数字，10年的“和平”战争中苏方死亡人数是13835人。到了1999年，死亡数字又增加到15031人（战死、受伤后死亡、疾病死亡，以及失踪），其中有三名少将，两名中将，而绝大多数是“娃娃兵”。

    为什么要鼓动这些娃娃兵远赴国外去送死？到底谁需要这场战争？这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最频繁最核心的提问：“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议论的、撰写的“是国际主义义务，是什么地缘政治，是国家利益，是南部国境线”。而所谓“国际主义义务”是渲染冠冕堂皇的“正义性”；所谓“地缘政治”是用一种高深的地理-政治概念提升战争意义的“深刻性”；所谓“国家利益”是告诉娃娃兵们，跑到别的国家作战，并非仅仅是国际义务，也是爱国行动；而所谓“南部国境线”，才显露玄机：如果剥去平淡的外交词语的外衣，则可以看到当时统治者遵行的“大十字”战略，即从波罗的海到里海，到黑海，到地中海，到印度洋的纵向战略和从欧洲到白令海峡的横向战略。

    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然而，在这主流声音之下，毕竟还暗暗流传着另外的声音：“在预制板结构的房子里，在窗台摆放着平和的天竺葵的农舍里，民间暗地里流传的”是“阵亡通知书”，是“预制板建造的赫鲁晓夫楼里装不下那口锌皮棺材”。

    这些暗地里流传的声音，正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锌皮娃娃兵》的动机，因为“前一刻，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盒子上，绝望地哭天号地，可此一时又有人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孩子们要完成应尽的义务”了。

    在正式场合，人人都在讲官方的话，而在暗地里，在公共汽车上，甚至在战场上，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锌皮娃娃兵》就是想把这些暗地讲的话语呈现给公众。

    为了真实展现这一“暗地里”的话语，作家又一次选择了“艺术-文献”的形式。作家曾用这种形式成功地写出了《战争中没有女人的面孔》《最后的证人》两部反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作品。

    《锌皮娃娃兵》主体是作家的采写记录。每一则实录，都以第一人称的原始的叙述方式呈现。这自然是服从作家“展示真实”的主旨。但是，此书又绝非“原生态”，从作品在1990年第一次发表，到2013年最新的版本，作者有多次加工修订，其中可以看出作者为了文献的真实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这部书的主体是一则一则的实录。讲述人有士兵，有尉官，有护士，有宣传员，但是，占比例最多的是母亲，因为本书的主人公是“锌皮娃娃兵”。讲述人都在讲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讲述的核心是死亡，是阿富汗战场上的碎肉、血污、断肢，是这场战争对所有死者的不义，对所有侥幸活下来的人的扭曲。

    作家将这些实录编辑为三大部分，分别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命名。这是一个暗喻。在第三天开篇，作者把这个暗喻变成了明喻：作者直接引用《圣经旧约创世纪》，告诉读者，她的《锌皮娃娃兵》也是“创世三天”：第一天参战，第二天死亡，第三天毒草蔓延……“起初”参战是“混沌的”，到了战场，看见了死亡，才知道“有晚上，有早上”，等到自己死亡，更以生命代价知道有晚上，没有早晨！等那些还有早晨的人，在心的“陆地上长出了青草，长出了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长出了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这第三天长出来的，是毒草，这第三天结出来的，是毒果。1979年至1989年阿富汗的“创世纪”，创造了苏联和平时代娃娃兵的死亡世纪，也创造了这个世纪的毒草、这个和平时代的集体的杀人犯。

    作家在自己的创世纪三天里，特别在开头的地方，安排了一个“主要的主人公”。作者写道：“我又一次听到电话响起……”，电话中传来的声音怒斥作家书写阿富汗的真实，怒斥社会上对开枪杀人的指控，怒斥整个时代的虚伪，然后，对方猛然挂断话筒。而作家手里还长久地攥着话筒，还久久地和他交谈……作家意识到，这个没有见过面的怒容满面的人，才是自己要寻找的主要的主人公。如果说装在锌皮棺材里的娃娃兵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那么，这些讲述锌皮娃娃兵的人，这些被战争，被死亡毒害的娃娃兵更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的主人公”。

    S.A.阿列克谢耶维奇发表这部作品之后，引来巨大反响，有赞誉也有反驳，而反驳怒斥的声音很高，进而1992年6月，在书中讲述的母亲们公开起诉作者和选刊了这部作品的《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1993年1月明斯克中央区民事法庭公开审理此案。母亲之一的起诉是“我的儿子在阿富汗战场被打死了”。而“在这本书里，那些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孩子被描写成杀人犯”。我不再是英雄的母亲，“我现在成了杀人犯的母亲”，这本书的作者让我的名誉蒙受了耻辱。

    母亲在棺材上哭号。母亲在学校里演讲。母亲在这本揭露真实的书中哭诉。母亲在法庭上状告这本书的作者侮辱了母亲的荣誉。

    这大概就是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多声部吧。

    在后来出版的版本中，S.A.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对此书的诉讼记录也附在书后。考虑这本书的“艺术-文献”性质，那么这些庭审记录，连同作者为这部书写的书前札记、书后札记，墓碑铭文等等文献，似乎又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一个声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