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实证研究离我们还有多远？

    编者按：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全国相关专家及代表600余人参加论坛。与会者围绕如何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教育实证研究，扩大教育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力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加强实证研究是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研究探索真理、咨政育人作用的迫切要求。以下为论坛部分发言摘编。

 

    好的调查需要科学的实证研究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毛主席有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引用得很少，叫“没有好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好的调查就是有科学方法论指导的实证研究。

 

    我认为，实证研究不仅对大学的科研很重要，对大学的人才培养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教育学科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才，不仅要有健全常识和深刻思辨，也要有实证研究的能力。

 

    实证研究与社会服务亦有关系。我们不仅要进行决策咨询，还要提供数据服务，使得决策活动不仅仅基于证据，而且要基于数据，甚至是基于大数据。

 

    此外，实证研究还有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对证据的态度，对数据的态度，对基于证据和数据的实证研究的态度，是一个文化问题。轻易地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贬低实证研究，是一种不科学的文化产物和表现。有时候，文化的改变可能要比课程的改变和评价制度的改变更难。所以，我们应一起且持续努力，让全社会，包括我们学术界，真正重视实证研究，在好的调查基础之上拥有真正的发言权。

 

    教育研究要扎根于教育实践

 

    刘伟（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教育是与实践结合最紧密，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业。我国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的个性化都在不断增强。当前，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在实际生活中有着一系列的难题急需解决。

 

    在实际挑战面前，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要回答好这个问题，离不开对实际问题的精准把握和剖析，更离不开由此产生的有针对性、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每个教育决策的制定，都必须以教育改革的事例和数据为参考，不能简单地拍脑袋、站队形。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实证研究、教育数据库的建立、扎根在教育实践变革中产生新的教育理论至关重要。

 

    教育，历来是光明日报的一个重要报道领域。在近年来的报道中，我们教育实证的意味也越来越浓厚：我们开设了《教育数据》版，及时反映专家学者在实证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在一系列新闻策划、选题和报道中，我们始终倡导“裤腿要沾满泥巴”，笔头要时刻对准问题、对准第一线，坚持对策从问题中来，问题从实证中来的原则。

 

    如果说，教育研究者是教育研究的排头兵，我们希望，主流媒体能成为为这种研究鼓与呼的传播者。在中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要触及某些“硬骨头”的时候，发挥新闻媒体的平台优势，最大限度地团结力量、凝聚共识，形成一批有眼光、有质量的教育思考，为教育政策的出台提供决策支撑。

 

    实证研究核心词：证据、量化、可重复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要给人提供一些确切的新知识。要有确切的知识就需要实证，有效研究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事实支撑的。我想对实证研究提出三个核心词。第一个，证据。第二个，量化。第三个，可重复。

 

    证据不等同于数据，但数据是证据的重要内容。我们的证据来自很多方面：文献研究、实验研究、访谈调查、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大数据分析等。中国教育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定要学会靠证据说话。

 

    量化的层次、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量化才有“度”，才能发现规律，使我们的对策合理有效。比如我们凭着一种感觉，说现在交通很拥堵，这是一种判断，如果到此为止就不是研究。什么时候堵？几点钟到几点钟车流量是多少？不同的道路分别在不同时候的车流量情况怎样，这样才可能有改善交通的措施出来。

 

    可重复才是科学，不可重复是感觉。一项研究你做了，并且告诉我研究的方法、条件，我照此办理，得到和你相同的结论，能够被验证，这才是科学。能验证就需要讲方法，讲规范。可重复是所有学科所有科学要谋求的目标，如果我们研究有证据，能量化能重复，那么教育研究水平就将出现一个飞跃。

 

    教育实证研究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王善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先，我来说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一项前期实证研究。当时，我们做研究的背景是，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为教育支出多少才算合理？政府教育支出占GDP多少才算合适？此问题成为198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分三组进行研究。第一组是选择人口在千万以上的38个市场经济国家。选取的指标有两个：国家的GDP和公共教育支出（以1980年价格和1980年美元为计量单位）；时间序列是1961—1979年；计量结果是人均GDP1000美元时（中国2000年小康目标），比例为4.24%。第二组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指标和前一组一样，跨越时间20年，即1960—1980年；计量结果是人均GDP1000美元时，比例为3.79%。第三组，我们本打算做我国1953—1983年的相关研究，但因无相关数据，未能进行。现在看来，此研究为之后4%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其次，是后4%时代财政投入长效机制研究。概括来说，就是“定标准、定责任、入预算”。第一，定标准是确定公共教育投入需求量的基础，要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标准、生均经费标准、生均财政拨款标准。第二，定责任，回答财政教育支出应由哪一级财政负担，解决途径为层级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第三，入预算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制度保障问题。

 

    总之，在研究中，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影响结论。运用数学计量方法逻辑严谨、可以数量化，但数学是工具或方法，非研究对象。其前提和贡献在于经济思想或理论及其创新，其结果或结论的价值取决于具体计量方法，最终由实践检验。

 

    教学实证的“两难”

 

    顾泠沅（原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学留给我们很多“两难问题”：一、教育提供的信息很软。二、教育的判断依据很复杂，因此较难做出正确的决策。

 

    教育提供的信息很软，比如说思维，态度等等。思维活动来自内部，很难外显。学生在解决问题时会说只言片语，发出声音，我们也只能通过“出声想”这个方法来评估学生解题思维过程。那么，不同的类别学生，究竟应该从哪几种指标判断来分析其解决问题时的思维？思维敏捷性、深刻性、准确性怎样判断？确实很难，这也恰恰说明思维的复杂特性。也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复杂性，造成了教育判决的难决策。

 

    因此，实证研究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判决依据。

 

    我用实证研究做过一些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课堂教学方面的实证研究。我们花了3个学期一共采集了160多项专题的课堂教学，并且每个星期进行一次循环论证。实验结束后，我们推断出，要想比较大面积提升学生学习质量，需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情感方面的若干措施。第二，教育内容组织有层次的推进问题，即循序渐进。第三，鼓励学生主动尝试的举措。第四，决策反馈。

 

    最后，我想说的是，实证研究教育必不可少，但也并非唯一的研究取向，还是要根据问题的性质来选择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正转向数字化

 

    岳昌君（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很多人说实证研究的意义不大，认为不做实证研究也能知道结论。实际上，定量研究不仅关注变量之间的正负关系，还要知道数值的大小。以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为例，首先要问上学对于个人收入究竟有多大好处？我们不仅知道教育收益率为正，更要知道具体数值！二问，为什么90年代比80年代上大学机会多了，可是社会对上大学的需求声音更强烈了？需要从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来分析。三问，男性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有差异吗？如果女性上大学收益更大的话，我们就要更多保护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四问，哪个教育层级的教育收益率最大？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2000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为8.2%，说明多上一年学平均来说年收入会增加8.2%。与当时国际平均水平12%左右相比，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从1988年到2001年，教育收益率的总体趋势非常明显，呈现上升的趋势，由1988年的4.0%上升至2001年的10.2%。教育收益率确实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教育收益率为9.74%，男性为6.6%。说明女性上大学是更合算的——这就是数据的价值。

 

    目前，教育研究的空间和方法不断扩大和增加，教育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以下特点：用数据来描述现象，用模型解释变化，用理论分析原因，用实证建言政策。教育研究者要做到心中有“数”，越来越多地关注微观调查数据，针对具体教育问题进行分析。

 

    我国教育实证研究有不小差距

 

    郑金洲（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教育问题的实践性、教育学科的应用性、教育观念的“自在性”，都说明我们需要实证研究。但现在的教育实证研究离我们的预期还有不小差距，主要表现为规模小、时间短、类型单一、重复验证少、结论影响弱等。从世界范围来看，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研究已不多见——博士论文中可以没有数据，硕士论文中可以不用实地调研，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可以表现为理论推导、思维演绎。

 

    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学科演变的哲学取向。中国的教育学科自诞生起，就有较浓郁的哲学取向。改革开放时，我们恢复了教育学学科，引入了多国的教育理论。但只是看到了理论，却忽视了方法，没有注意其背后的实证研究。

 

    二、重思辨的治学传统。中国的文化和治学传统，有明显的思辨特点，许多结论都无从实证。教育学的研究传统使得这种重思辨的做法得以延续。

 

    三、尊崇学术权威、习俗知识。中国文化特征当中含有着大量服从权威的因素。如此一来，对于权威言论和认识，我们就缺少了的实证的勇气和可能。

 

    四、研究者缺乏对实证方法的深入掌握。当下，全国在教育实证研究方面有影响的专家不多，教育研究中对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不深入。

 

    五、课题研究年限的限制。教育研究多以课题形式进行，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但对于大规模、长时间、范围广的实证研究，这会制约其课题的正常运行。

 

    （本报记者晋浩天、陈鹏、邓晖整理，本版图片由华东师范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