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顾过去这五年,惊喜地看到我所期盼的国家农业结构改革序幕已经揭开。
过去五年,国家启动了有关草牧业的众多项目,投入经费与过去相比增长以百倍计,草畜产品也呈现两位数的增加,大型草牧企业在全国出现蜂起之势,可与世界知名品牌比肩而立。这是破天荒的大好事!
更重要的是,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这就不能不关注我国传统“耕地农业”所引发的水源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后果,其源头在农业结构失调。人食有余而大量仓储,畜食严重不足依赖进口。农业生产系统与消费系统严重错位,犯了农业系统的大忌。
2015年的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种植”“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等。这些举措让我们向现代化草地农业迈出了一大步。“耕地农业”正在向粮草兼顾、生态与生产兼顾的草地农业转变,结构性调整正在逐步实现。“一号文件”虽然说的是今年要做的事,但蕴含了对我国农业的深刻反省,找到了我国农业结构的病根,是“耕地农业”封闭千年的高墙上,伸出的一枝报春花。
(本报记者金振娅采访整理)
吴舜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完成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开篇布局,生态空间分级保护、政府与企业责任落实追究等亮点纷呈,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得以提升,对环境监督、信息公开等的重视与强化在环保史上具有重要节点意义。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的环境形势呈现出“容量超载、质量仍差、稳中趋好、区域分异”等特点。在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即近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力度前所未有,环境质量相对在好转,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面貌改善较大,量大面广的治污设施建设逐步完成,传统型污染治理已初见成效。可以说,在跨过最严重的污染历史时期后,我们正处于积极因素不断积累的“战略相持”关键阶段,未来有望进一步积小胜为大胜。若干年后,若抛开“十二五”这段历史时期的现实与努力,可能就看不懂、也认不清整个长环境周期的变化发展规律和进程特点。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已经逐步从专业化进入大众化、从部门化进入全局化,全社会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公众的环境权益观也日渐明晰。因此,在环境治理重点、方法、方式上,今后应更加注重呼应公众诉求,全面将五位一体、五化同步、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战略思想和政策措施落地落实。(本报记者张蕾采访整理)
李子颖(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
“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实力不断攀升,一些领域已经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今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还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对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同时,“十二五”时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也逐步驶入深水区,持续破冰,各项改革稳步推行,让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好。
但我要再次呼吁,国家应更加重视基础研究。相对于高技术与应用开发,基础研究发展周期长、能力的提升相对较慢,需要一代一代科学家去传承,才可能有原始创新能力的跃迁。这个过程虽然长,但一旦取得突破,优势将持续很长的时期。另外,基础研究也容易出一些重大的原创性成果。比如最近我们的研究团队在自然界发现金属铀,这是一项全球首次的原创性成果。这项工作的基础性很强,是在“南岭贵东岩浆岩与铀成矿作用”和“相山火成岩与铀成矿作用”两个相关基础课题支持下完成的,事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间会出什么样的成果。
现在,我国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正逢其时。希望能多给基础研究者一些空间、一些时间,允许失败,这样我国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产生。(本报记者袁于飞采访整理)
王树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如果要说“十二五”期间我的感悟,可以用“豁然开朗,非常幸福”概括。作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长期以来,我困惑于我国数千年形成的优秀城市规划传统,如何在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得以传承接续。吴良镛院士也多次提出,应搜集整理中国绵延千年的城郭规划资料,加以研究凝练,以期为如今对解决城市病捉襟见肘的现行城市规划理念有所补充,甚至为现代城市规划开辟出可供选择的另一条道路。这首先需要把中国本土规划的要义说清楚。
为此,在吴先生的关心下,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支持下,我开始了这项研究,我的学生们也与我一起孤独而行。不是没有怀疑和犹豫,但我始终坚信,中国人和中国本土城市规划是有智慧的,只是我们遗失了存放在秀丽山水与城市规划之间的那颗心。
我很欣慰的是,这一局面在“十二五”期间有了大的改观。如今,历经12年完成的18卷《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已经出版,将有助于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优秀传统的传承和接续,特别是通过此项研究,一批青年学生认识到本土规划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我作为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学者最高兴看到的!以此为基础,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深化,以期为中国现代化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是我的希望所在,也是我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詹媛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