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史资料的价值

    尽管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但在当今较为世俗化的社会经济环境里，搞史学这一行的人经常要为如何令人信服地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而伤脑筋。当然，对这一问题犯难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学者，法国大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面对小儿子直截了当地向他提问“历史有什么用”时，他一时也答不上来。可见，职业历史学者，无论中外，在沉迷于他的研究对象时，反而容易把本专业一些基本的问题置于脑后，或者以为这种问题早就不言自明而不用去专门琢磨。

    非专业的历史学者反而更在乎回答好这样的问题，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本职以外的某一项活动，必然首先要弄清它的作用和意义。换言之，只有在认识到所做工作意义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如此的投入。例如，人民政协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征集、研究和出版文史资料，就是因为政协的文史工作者深刻地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政协在一开始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答了历史研究的作用问题：“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近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以2000万字的篇幅，再次诠释了历史研究的上述作用。这套巨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及河南省政协自身的发展演变，均以有关人物的亲历亲见亲闻为基础，记述了自戊戌变法以来100多年间发生在河南或与河南人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资料所展现的正是河南和河南人在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犹如河南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河南和河南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些事件和人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发生深远的影响，例如红旗渠、焦裕禄精神。因此，这套资料的出版，完全可以起到资政、团结和育人的作用。

    当然，这些资料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发挥这些作用，首先取决于资料的可信、可靠程度。尽管政协征集文史资料以撰稿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依据，但这种具有回忆性质的资料，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记忆失误和缺失，或者选择性地追忆某些经历而省略及淡化某些信息，这就需要资料的征集和编辑人员对所征集到的资料进行严格的核查和鉴别。在这个过程中，史学的专业精神是不可缺少的。

    河南省政协这套文史资料的编纂者以这样一种精神对待征集到的资料，就是“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这就是史学的基本原则。阅读王志屏口述的《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经历和见闻》一文中写到蒋介石向卫士借两毛钱买糖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当时被关进杨虎城公馆，光喝白开水不吃饭。但他又嫌“水太寡，喝不下去”，就向卫士借“两毛钱买点儿糖”。后来，卫士从大厨房拿了一包足有10公斤的糖给蒋送去时，遭蒋大声呵斥：“借你两毛钱买糖，是私人关系。你拿这么多糖来干什么？公家的糖我不吃。拿走！拿走！”这里的语言既生动，又实在，即使我们从大义上把蒋看成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反面角色，但蒋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依然公私分明，仍令人肃然起敬。这个细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揭示了出来，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并且使叙述中的人物更符合真实。所谓忠于史实和秉笔直书，往往就是在一些细节的叙述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

    “允许多说并存”，则是史学专业精神的又一种表现。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昭示真相，如前所述，尽管文史资料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为依据，但其作为一种回忆性的、口述的史料，有些问题在所难免，还有不少问题则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澄清、证实，比如在回忆西安事变时，每个亲历者的说法不尽相同，那么，就不妨把它们作为一家之说先保存下来，再等待后来的史学家们去考订、辨识，所谓“真相”总是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说法不断碰撞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河南的文史资料把“允许多说并存”作为一个编纂原则，表明了编纂者的一种客观立场，也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政协在征集文史资料的过程中秉持上述专业精神，那么，这些资料的“存史”作用便在其中了。据说，政协文史资料的引用率很高，说明政协的这项工作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不过，文史资料“存史”的价值，可能超乎我们的认识。19世纪后期以来，由于政治史在史学中的核心地位，文献档案被当作基本的史料而受到历史学者的追捧。不过，档案资料也有自身的局限，史料当然不能囿于档案文献。所以，回忆录、日记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辅助性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也得到谨慎的重视。这样，我们看到，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而言，“文史资料”的补充、辅助作用更明显一些。但是，20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起来，以非精英人物为主要对象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史学新领域先后兴起。在这些新领域，档案资料极少，历史学家反而更看重日记、书信、回忆录的史料价值。所以，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看，政协所编文史资料如果具有“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史料补充的话，那么，在新史学中，不少文史资料就不再是辅助和补充，而是一些基本史料，比如河南的这套文史资料关于“社会生活”的内容单列一卷，历史上的婚丧嫁娶、民风习俗、灾荒和救济等资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来说就是珍贵的史料。可见，从社会史或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观点来看，这套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恐怕比原来认识到的要更大一些。

    同样需要给以充分认识的还有这套文史资料的意义。编纂者说，这套资料“不仅是研究中原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河南、认识河南、宣传河南的独特窗口”。这样的自评当然也有道理。然而，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很多史料的价值其实是超越地方性的，比如关于河南人袁世凯在河南的活动的资料，就不仅仅是作为中原地区的史料了。所有具有民族国家意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地方发生的，那么，与此相关的史料，其价值和意义必然也超越地方性。

    要用两千字的篇幅来评述这套有两千万字的史料，这活具有挑战性。好在这套书渗透了专业的精神，我们很快就能认识它的价值，确切地说，它的史料价值可能比编纂者预期的还要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