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暧昧，都撼动世界

    笔者最近忽然发现，1994年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大江健三郎射向川端康成的靶子射偏了。川端是那种排斥意义的人，他的眼神只要在晨光掠过玻璃杯底的边缘游移，或者在卷起的裤子与白帆布鞋之间的少女肌肤上停顿，新的文学形式就有可能诞生。日本传统中风趣的美、空寂的幽玄、“绝言语”的枯淡朴素培植了川端的文学土壤，而川端对美的感受也异常敏锐。在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会上，他向世界深情地描绘了“美丽的日本与我”。相较之下，大江健三郎的想象力一点儿也不弱，只不过他更偏重伦理想象力，而且是核时代的伦理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日本这个社会有如“暧昧而深厚的墙壁”，战争时期日本破坏性的盲信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理智，战后还在暧昧的高墙内用暧昧的语言讲述着战争，而他就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个国民，因而他不愿同川端一起喊出“美丽的日本”。领奖台上的大江套用川端的句式，针锋相对地讲述“暧昧的日本的我”。不是美丽而是暧昧，促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侵略者的角色，用强大的力量将国家与国人撕裂开来，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使日本处于孤立状态。正是“暧昧”，成为大江批判川端的关键词。大江认为“暧昧”这种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简直就是日本保守主义的温床，后患无穷。生活在核时代的他始终致力于激活日本人对核的恐怖，批判日本用暧昧的语言掩盖历史真相。在福岛发生核泄漏事件之后，大江呼吁日本立即废除核电站，否则如此暧昧的日本不会有未来。

    大江对日本的批判一点儿都没错。最近的著例，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轰动一时的战后70周年讲话中，口口声声说要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面向未来的智慧，也历数了战争带给无辜黎民的伤害，并且认为终止战争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但他就是不提1931到1945年的那15年战争是侵略战争，还辩解道：殖民主义盛行的20世纪之初，并非只有日本采取领土扩张的立场，日本只不过是在跟随潮流而已。安倍多次提及战争中“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却不使用“慰安妇”这个敏感词汇，更不提对慰安妇的赔偿问题。他还说“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却认为不能让跟战争无关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因此日本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岛村辉认为安倍的此番讲话将日语中“暧昧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更可恨的是，就在大家咂摸着安倍是在真心忏悔，还是继续在使日本成为战争之国没回过味来的时候，他的阁僚们已经跑到靖国神社去参拜了，接着就对中国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指手画脚，反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申遗”，不顾民众的反对强行通过安保法，全然不见了反思战争的踪影。

    然而笔者仍然要说，大江射向川端的靶子射偏了。大江抨击的是日本政治伦理的暧昧性，而川端执着追求的则是日本审美意识中的暧昧力。政治伦理的暧昧，引导日本发动了撼动世界的战争；审美意识的暧昧，在全球掀起了日本时尚风潮。前者靠子弹，后者靠色彩、线条、声音和味道。日本暧昧的审美意识所培养的审美情绪如此优美丰富，惹得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戴季陶（1891—1949）毫不吝啬地赞扬“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的。戴季陶充分肯定“美”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戴季陶《日本论》）多义而游移的暧昧的美学取向，是日本融合不同文化的力量所在。就色彩而言，与中国人偏好鲜艳亮丽的原色相比，日本人偏爱沉静柔和的中间色。日语中有“四十八茶百鼠”之说，其中所谓“鼠”，指的是“灰色”，“四十八”和“百”并非实指，均形容茶色和灰色之多。据说江户时期幕府为了禁止庶民的奢侈华美之风，颁布了奢侈禁止令，于是民间就在茶色、黑色和灰色这几种素朴的色彩之间来回变化，创造出充满了细微变化的暧昧的色彩世界，给人以踏实、安心之感。就形态而言，日本人不喜欢完全均衡和左右对称，偏偏喜欢有破坏感、充满动感的状态，他们对规整性和正统性天生有一种想要去打破的冲动，他们更爱不圆满的残月，初绽的蓓蕾和散落的花瓣。与其说是活泼的生命跃动感动了他们，不如说是生之无常撩动了他们的内心。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物哀”吧？我想，能够领悟物哀的心灵，对生命的有限性定有更强的感受力，那么肯定会对短暂的、不完全的、无常的和柔弱的事物格外怜惜，于是就有了美。难怪川端康成说：“悲与美是相通的。”

    暧昧也体现在人际关系上，日本人不喜欢与人发生冲突，路上碰撞的双方都会马上同时向对方道歉，不追究谁对谁错。他们特别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不愿意随便地把自己的苦恼向别人诉说，但是却努力地去理解对方的苦恼，体察对方的内心。这个过程很少清晰地用语言表达，即便用语言交流也很暧昧，或许双方都在体验“以心传心”的美好感受吧？性急、缺乏耐性的中国人则可能理解不了，即使朋友之间相处，也非要对方把一切说得明明白白才算了事。

    日本国民性中的暧昧，其内涵丰富而复杂，如果不加区分地搅在一起，走到两种极端，那就是仇日和媚日，甚至还会形成这两者相互交织的情形。那些赴日旅游的国人在种种美好的日本事物面前甘愿缴械投降，内心却还在纠结不已。日本文化对国人有如此大的诱惑力，笔者以为那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暧昧美学对国人具有疗愈和抚慰作用。在现代化路途上一路狂奔的国人，累得走不动了，才发现侘寂、沉稳而又充满细节之美的日本文化是多么能够抚慰自己粗糙且充满戾气的灵魂。然而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其背后有强大而厚实的美学支撑着，有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滋润着，不是靠疯狂购买就能习得的。我们唯有一步一步地告别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时时警惕低级趣味，才能一点一点地接近平和充实的暧昧境界。笔者想，这是川端康成所传达的暧昧美学给我们的启示。至于大江，他对日本政治伦理中暧昧性的批判，是站在时代和历史面前发出的呐喊。这两个充满张力的灵魂对日本历史与文化持久的思考与理解，共同构成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

    泰戈尔（1861—1941）在上个世纪之初访问日本时发表了演讲，他认为，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民族最上乘的东西展示在世人面前，那最上乘者，乃民族的财富——高洁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川端和大江都在尽着“民族的义务”，自觉地承担起把本国文化精神的硕果向世界展示的责任。他们的选择昭示给我们的，就是无限制地接近日本暧昧的美学世界，毫不犹豫地抵制日本暧昧的政治伦理逻辑。

    （陈言，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