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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是从地理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
●文学地理包含三个基本范畴：地理元素，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识，地理对作家的影响。简之，对作家、读者与研究者而言，地理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信息“场”，既可以提供已往的历史，也可以提供鲜活的现实，可以抚摸、感受、凭吊、研究，不是虚拟的环境描写可以替代的。
●文学地理中的地理，包括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文学地理不过是人类与地理的一种特殊关系，即地理与人类的文学关系而已。
清晰与模糊的地理元素
我国是诗的国度，以“地理”作为题目，并以此为吟哦对象的优秀篇章不胜枚举。例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张继《寒山寺》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其中，庐山瀑布、洞庭湖是自然地理；寒山寺与西林寺是人文地理，这些以地理为题的诗，至今给我们以说不尽的阅读情趣与审美意味。
在这些诗歌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经虔州（今江西赣州）。7年以后，苏轼遇赦北归，再次路过虔州，游览了天竺寺。在天竺寺，苏轼特意拜望白居易手书的一首七律。他说，12岁时即听父亲苏洵说过这幅手迹，47年后，“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这一年苏轼59岁，正当人生暮年，感慨身世而悲不自禁。白居易的哪一首诗，让他如此感念、悲伤呢？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诗的题目是《寄韬光禅师》。韬光禅师原是杭州天竺寺的一位高僧，后来很可能到了虔州，把白居易赠送他的这幅手迹携到了这里。苏洵曾经见过白居易这首诗的手书，说是“笔势奇异，墨迹如新”。此外，此诗“连珠叠璧”式的句式，也让苏轼赞叹不已。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奇妙句式之中的地理元素。去过杭州的人知道，西湖三面环山，以天竺山为顶端，分出南北两支山脉。北山的一支，从天竺山逶迤而下，至飞来峰为止。飞来峰旁边便是著名的灵隐寺。这一带，除灵隐寺外，还有三座寺院，即上、中、下三座天竺寺。其中，下天竺原来是灵隐寺的翻经院，唐永泰年间赐额，成为一所独立的寺院，即“两寺原从一寺分”。北山与南山隔涧而立，其山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山涧中的溪水自西南向东北流淌，这就是“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的地理基础。而在人文地理方面，三座天竺寺，分布在高低不同的地方，自然是“上界钟声下界闻”。
总之，白诗中的这些地理元素：东涧、西涧，南山、北山，前台、后台，上界、下界，通过水流、云起、花发、钟声而指向清晰，将原本对立的地理元素，通过整饬的对仗，融为一体而焕发盎然的禅机。刘勰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只要是神与物游，诗人的感兴自然会在“流连万象之际”而“联类不穷”。
白居易的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只是其中一人，看过这首诗后，他也吟诵了一首七律：“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我们再来看一部国外的小说。《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小说讲述一个青年学生，邂逅一个年少舞女，由此产生了朦胧的爱慕之情。川端后来评论自己这篇小说是一个简单的作品，“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作为，毋宁说是自然的流露”。美好的纯真与甜蜜的伤感是《伊豆的舞女》感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魅力所在吧。
当然还有一个元素应予以关注，即地理元素。小说以天城岭作为故事背景，从天城岭北麓到南麓的下田为止。
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我”好不容易爬到“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见到了舞女一行。“我”后来知道了那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叫荣吉，是舞女的哥哥，四十多岁的妇女是舞女的母亲，而两个年轻女人一个是荣吉的妻子，另一个是荣吉雇来的。“我”与舞女初次见面是在去“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在天城岭茶馆，“我”有意让舞女一行先走，之后再去追赶，穿过一条“黑魆魆的隧道”追上了她们。
穿过隧道就是天城岭的南麓，“过了荻乘、梨本等寒村小庄，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便跳入了眼帘”，“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把行李卸了下来”。“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脸就臊红了，手不停地颤抖，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了。茶碗虽没落下，茶却洒了一地。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我都惊呆了。”夜晚暴雨声中隐约传来咚咚的鼓声，良久又传来三弦的琴声，“我明白了，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在宴会上演出”。“我”担心舞女，每次听到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啊，舞女还在席上坐着敲鼓呢。”不久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又“心烦意乱”，猜测“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
离开汤野，“我”和舞女一行来到下田，住在下田北入口不远的“甲州屋”小客店。动身的那天，荣吉前来送我，姑娘们却“芳踪渺然”。但是到了码头，突然看见舞女蹲在岸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模样，这就更加牵动我的情思”。荣吉和舞女送“我”上船，“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是白色的手帕吗？天色渐次昏沉下来，“我”在夜色里任凭泪水涌流，“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留下来，顿时觉得舒畅了”。
《伊豆的舞女》出现了大量地理元素：汤岛、修善寺、汤川桥、荻乘、梨本、汤野与下田。这些都是真实可辨的地理空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真实的地理元素往往会增加艺术的真实感。但是，天城岭北口的茶馆与汤野中的客店，作为“我”与舞女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小说中却没有具体的指认，是哪一家茶馆，哪一家客店呢？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清晰的地理框架中，幻化出一片缱绻的天地，美好而朦胧的青春诉求也就难以压抑地喷涌而出了！
地理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
《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它讲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黛玉是第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夫人贾母的外孙女。黛玉在母亲病逝以后，从扬州乘船来到京城投靠贾母。进城以后，行走了半日：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到，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
门，是院子的入口，是人文地理中的重要元素。在讲究等级制度的封建时代，门不仅是单纯的建筑样式，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标识。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定的《大清会典》规定：“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明确规定亲王府，包括郡王府，可以构筑五间大门，但是只能开启中间的三间大门，也就“五启三”。王府以下的贝勒府只能够采用三间府门，而且是“三启一”。再下面，贝子和公府，其府门也是三间。
然而，同样是三间大门，贝勒府的府门，可以同王府一样，在屋脊上使用吻兽。吻兽的形状以龙首为主，有犄角、耳朵、眉、眼、口、舌、牙、卷毛与草胡子。吻兽固定在屋脊两端，龙首向内而口口相对，故而称“吻”。
贝子与公的府门不可以使用吻兽，只能使用望兽。望兽的形状与吻兽近似，也是龙首的形状，只是头向外，因此称“望”。在等级上，望兽低于吻兽。因此，王府和贝勒的府门可以用吻兽，贝子和公的府门只能采用望兽。在《红楼梦》中，宁国公与荣国公虽然不是宗室封爵，但是在爵位的等级上，与宗室中的公爵相类似，故而可以用望兽。黛玉眼中的“三间兽头大门”，其含义便是这样。
在封建时代，贵族的府门日常是不开启的，只有在重大日子、重要人物来访的时候才打开，平常只走府门两旁的角门。黛玉进入荣国府时，“只进了西边角门”，便是这个原因。而且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黛玉的视域里，才会出现“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列坐于大门之前。在这样的门前，黛玉想到的是：“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只是单纯的客观判断，没有刘姥姥那样的压抑与卑微。
在第六回里，刘姥姥带着外孙子板儿，来到荣府大门的狮子前面，“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而后蹭到角门前”。同样的门，在黛玉的眼中，突出的是形制，是“三间”与“兽头”；在刘姥姥的眼中突出的则是大门前面的“狮子”。作为大门的附属物，狮子要放在大门之前。来到“荣府大门狮子前”，说明刘姥姥还没有接近荣府的大门，便感到压力而“不敢过去”，只能蹭到角门向那里的人问话。“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说东谈西呢。”对这些人物，刘姥姥很是谦卑，向他们贺道：“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她一会儿，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周家“有人就出来的”。
同样是奴仆，在黛玉的眼中，不过是华冠丽服、衣着鲜亮而已，而在刘姥姥的眼中却是“挺胸叠肚指手画脚”，一派豪奴气焰。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奴仆已然融进贾府，成为贾府大门的组成部分，而大门当然是一种地理，一种微观之微观的人文地理，在不同身份的人物面前，其背后潜藏的文化内涵竟然如此不同，是可以使读者深深惊异的！
文学地理的审美内涵也值得重视。
南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次年正月，在押解的船中，文天祥写了一首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的题目是《过零丁洋》。此诗的背景是，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作书招谕”在崖山抵抗的宋军，被文天祥严词拒绝。他说：“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说罢，将这首诗持示张弘范。读了以后，张弘范沉默不语，不再逼迫他了。不久，将文天祥押送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里，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在柴市就义。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影响深远，其所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然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所铭记。在诗中，文天祥回顾了自己一生的遭际，而其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重要片段。其一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江西兵败，从惶恐滩一带撤往福建；其二是，在广东南海，文天祥被俘，途经零丁洋，此诗的题目便由此而来。
具体而言，惶恐滩，位于江西的万安县内，历史上，赣江有十八处险滩，惶恐滩是最后的一滩，江湍水急，暗礁林立。苏轼贬官岭南时路经此地，写了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由于是被朝廷放逐，因此苏轼自称孤臣，心境是凄惶的。但是，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家与国是完整的。相对苏轼，文天祥则是家、国俱碎，“风飘絮”“雨打萍”，其“惶恐”之情难以言尽，更何况是在羁押之中的零丁洋上漂泊呢？零丁洋，位于珠江入海口，北起虎门，南抵港、澳，亦称伶仃洋。伶仃，是孤独飘零的意思。在江西，文天祥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有战友相伴，今天呢？形单影只，只能在孤寂之中深深叹息。
中国的传统诗学，向来讲究“寓情于景”与“借景抒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者是也。“景”为何意？“景”就是地理空间。文天祥将自己遭遇的“惶恐滩”与“零丁洋”这两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地点，作为“惶恐”与“零丁”心境的写照，一语双意，并蒂同枝，从而将地理空间提升到诗学范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意识。
作家的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
1923年8月2日鲁迅偕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11号，搬到砖塔胡同61号居住。在这里，鲁迅居住了将近10个月。
八道湾11号是一座大宅，大门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前院，鲁迅的朋友说，可以在那里开运动会。11号是标准的大四合院，有前后三进。计有：倒座九间（包括一间大门）、正房三间、后罩九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总计26间（不算大门）。其中正房的中间是堂屋，是全家人吃饭聚会的处所，东次间住鲁迅的母亲鲁瑞，西次间住鲁迅的夫人朱安。堂屋背后接出了一间三面有玻璃窗户的平顶小房子，北京人称灰棚。鲁迅住在前院的倒座里，为了节约煤，冬季便住在灰棚里。宫门口西三条鲁迅故居北房堂屋背后，也有这么一座灰棚，鲁迅称其为“老虎尾巴”。周作人与周建人住在后罩房里——周作人一家住西面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面三间做客房，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就曾经住在那里。一年春天，周作人的女儿若子生病了，一家人陷于忙乱和紧张中，不觉之间春天已然逝去。若子病情好转后，周作人的心情放松下来，在院子里散步，发现“山桃烂漫得开始憔悴了”，爱罗先珂回国前手植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而雪白与深紫的丁香却到了盛开的花季。
鲁迅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以后，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院落狭窄，居室更是狭窄，与八道湾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是在住房的分配上，依旧是八道湾的翻版，北房三间，东间是鲁瑞住处，西间是朱安住处，中间做客厅兼餐厅。因为环境湫隘，鲁迅的大量书籍只能装在木箱里，还有一部分暂时存放在教育部。鲁迅其时正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下半部，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翻找起来十分不便，每次都要打开书箱，取出书籍，之后再把书籍放回书箱，其烦恼可以想见。
在61号，鲁迅创作了两个短篇：《祝福》与《幸福的家庭》。后一篇，讲述一个住房窘迫的年轻人，在写作之时屡屡被琐事所扰。一次是卖劈柴的来了，妻子买了25斤劈柴，放在什么地方呢？房屋实在狭窄，只有堆在床下，“川流不息地进来”。还有，北京人的冬储菜，普通百姓离不开的大白菜，也送来了，放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也只能堆在这唯一的房间里：
就在他背后的书架的旁边，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下层三株，中层两株，顶上一株，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
在这篇小说中，房子是一个让人物始终纠结的问题。在他看来，“幸福的家庭”必定住房宽裕，有卧房，还要“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而且必定有书房，而书房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有事要商量先敲门，得了许可才能进来”，“现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主妇来谈文艺了，也就先敲门”。在八道湾，鲁迅有三间大大的书房，现在是一间也没有了，今昔对比，当然是强烈、伤感的。小说人物如此纠结于书房或者有鲁迅本人的客观原因吧？
在鲁迅的小说中，描写居住窘迫的只有《幸福的家庭》一篇。这里面自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居住环境的剧烈变迁，现实地理所构成的“场”，难免不在小说中有所反映，这是创作规律，鲁迅也难以避免。刘勰在阐述情感与文辞的关系时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学地理也是如此，作家在现实之中感受“场”，通过文字描绘“场”，从而形成“二度场”，进而制造“场感”；读者则逆向而行，通过“场感”进入“二度场”，再循此探觅文本之外的“场”，从而在新的维度，对作家的文本进行观赏、批评与解读。文学地理的价值与关键之处就在这里。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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