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开篇写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意思是说,坐在那里论述治国之道的是王公,行动起来执行治国之道的是士大夫。可以说,每一个王侯的身边,都有一班子“坐而论道”的人,就连县吏的身边还有一位师爷呢。在那些得天下、开盛世的帝王身后,必定有一位或者说至少有一位“坐而论道”的谋略高手。
当然,“坐而论道”是务虚,但务虚并不等同空谈。朝廷也好,府衙也好,部落也好,家族也好,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先谋而后动,否则就会因盲动、冒进而失误甚至败落。“坐而论道”不是空发议论,而是面对时局和难题,进行分析与判断,探讨和谋划应对之策,是知兴替、明得失、出主意、想办法。如此说来,“坐而论道”类似于协商性、开发性的研讨会或高层论坛。
“坐而论道”的要义,不在于“坐而论之”,而在于“论之有道”。这就既需要资格,更需要本事。因此,参与“坐而论道”者多半不是平庸之辈。如姜尚、范蠡、张良、孔明、贾诩、郭嘉、王猛、李泌、刘基者流,看起来不过是口舌之劳,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是震古烁今的大智慧,因此被人们誉为将才、帅才、谋略之才、奇佐之才。战国时期田齐创立的稷下学宫,兴盛时期曾会聚了多达千人的天下贤士。这里不仅是学术争鸣性质的高等学府,而且是智囊智库性质的询议机构。其中,孟轲、淳于髡、申不害、邹衍、田骈、鲁仲连、荀况等,都曾在此“坐而论道”,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促进了当时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社会开化,而且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
自古而今,向有“一言兴邦”的说法,且不乏说服力的史实。如,庄子“巧论三剑”,让赵文王心悦诚服地戒除了好剑误国的不良嗜好。再如,孙膑出谋划策,不仅让田忌在赛马中赢得千金,而且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一再出奇制胜。又如,魏征犯颜直谏,寥寥数语,就使唐太宗收回了增加赋税、低龄征兵等劳民伤财的诏命。至于战国四公子门下的那么多食客,并非都是吃闲饭的,他们中的优秀者,都在关键时刻献计献策,大显神通,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
所谓“一言兴邦”,当然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也不宜片面夸大个体智慧的威力,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坐而论道”建言献策之举,或能影响大政方针的制定,或能左右战役战术的胜负,或能纠正治国理政的偏差,或能革除社会运行的弊端。有道是“良策足以发聋振聩,妙计能敌千军万马”。
有鉴于此,我们在治国理政、发展经济、振兴科技等各行各业中,不仅要重视加强理论和学术建设,更要重视加强咨询和智库建设,培养更多的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谋略人才和群体,依靠集体的智慧,积极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