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乐可知 夫复何求

    在7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的《编辑的乐趣》一文中，我介绍了几件编辑工作中发生的往事，记述了我同大师之间的友谊，诚可谓编辑的乐趣。

    但编辑的真正乐趣还不是这些，我体会更深的是下面这样一些事情。一说到这儿，我就会把目光转向我的书柜，里面有好几排书都是我主编的，几十年下来，真不老少。望着望着，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乐趣就在其中了。

    一个真正的编辑，自然要学会“为人做嫁衣”，而且还只能做好，这是应该的，是义务。但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一个好的裁缝不同于外科医生和理发师，他完全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做最合体的衣服。也就是说，你会为作者编书，就会为自己编书；你总看别人写的书和文章，自己也会写才对，因为近朱者赤。

    为自己编书不是想编什么就编什么，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要有明确的编辑思想和主张，只编什么不编什么，只要好菜不要烂菜。何况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最多只能干好一个方面的事情。具体说我的编辑思想和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抢救文化财产。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编辑思想和主张呢？这还得从我主编《学林春秋》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入中华书局时，我先是参与创办和编辑《书品》杂志，由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杨伯峻先生写的《我和〈左传〉》，引起读者的热烈好评，于是又相继发表了陆宗达先生的《我与〈说文〉》、周祖谟先生的《我和〈广韵〉》、王锺翰先生的《我和〈清史列传〉》等文，大家皆以为由大师自己谈治学中的心得体会和甘苦，极为宝贵且又极富启迪后学的教育作用，应该坚持出版下去。90年代初我调入国务院古籍小组参与创办和编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后，这个栏目便中断了。而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便不得不开始面对“哲人其萎”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许多大师纷纷凋零，本来我脑子里曾计划组织的一些大师写的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经历的文章再也无法交卷了。这么宝贵的治学经验永远地消失了，这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逝。我要立即采取行动，抢救这一份宝贵的文化财产。

    于是在1997年，我决定主编《学林春秋》一书。既然是抢救，我便把约稿对象定在80岁以上的老先生。为此，我先后给近百位老先生或写信或打电话约稿，题目一律是“我和……”。这一编辑思路得到了许多老先生的认可和支持。经过一段艰苦的组稿和催稿之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拿到了40多篇文章，编辑出版了这世上原本没有的《学林春秋》一书。接着我想到60—79岁的老先生的治学经验也应该抢救。如法炮制，我又先后给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作者写信约稿，最终拿到了近90篇文章，遂编辑出版了这世上同样原本没有的《学林春秋》二编和三编，共收入了近130位著名学者撰写的治学心得和体会，足资后人学习、研究和借鉴，也为研究、整理20世纪中国学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林春秋》的编辑、出版，不仅改变了我的编辑思路，也确立了我今后的编辑思想——以抢救文化财产为己任，并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和落实。其后，我又主编了《学林往事》，可以看作是《学林春秋》的姊妹编。

    到了2000年，我提出主编《名家心语丛书》的选题，具体做法与前面不同，由原来每人写一篇文章改为每人写一部书，这样就有了季羡林先生的《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何兹全、郭良玉先生的《三论一谈》，吴宗济先生的《补听集》，侯仁之先生的《晚晴集》，王锺翰先生的《清心集》，周一良先生的《郊叟曝言》，张允和、张兆和先生的《浪花集》，金开诚先生的《文化古今谈》，来新夏先生的《出枥集》，钟敬文先生的《婪尾集》，张岱年先生的《晚思集》，任继愈先生的《竹影集》，冯钟芸先生的《芸叶集》，周有光先生的《见闻随笔》，吴小如先生的《霞绮随笔》，吴冠中先生的《短笛无腔》，华君武先生的《漫画一生》，彦涵、白炎先生的《求索集》，赵俪生先生的《桑榆集》20部新书。这也是我抢救下来的一批重要的文化财产。

    到了2011年，我开始主编《想念大师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想念季羡林》《想念周振甫》《想念邓广铭》《想念史念海》《想念王锺翰》《想念程千帆》《想念张政烺》等，也是为了保存下一批珍贵的史料，以供后人了解、学习、纪念、研究这些不世出的大学者。

    2014年，我又参与主编出版了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生前制定和指导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目前已编辑出版了《中华史表》《列子集》《老子集》《庄子集》《孙子集》《鬼谷子集》等。2009年，我所著《大师的侧影》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内中记述了我同30多位老先生的交往和友谊，也可以看作是编辑工作的收获吧。

    列举了上面这些事件和长长的一大串书名，我要说的是：这才是编辑的真正乐趣。假如我不会为别人缝制嫁衣，或仅仅满足于只会为别人缝制嫁衣，我都不可能为自己缝制出合体的嫁衣。我上面开列的那些书，本来都是没有的，不会有哪位作者写好交给我。正因为我是编辑，经历了那样的变化，产生了那样的认识和思想，才能策划、组织、编辑、出版这样的书，才能抢救出这样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样的工作不是谁要我干的，是我自觉自愿干的，且一直干到了行将退休。我望着这几大排书，其乐可知。正可谓：夫复何求！

    （作者系新世界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