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文人的知识共同体

    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公民社会》中提出一种比血亲和地域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精神共同体。他认为，凡是为着同一目标一起努力并具有统一感的群体便可称之为精神的共同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人则以知识话语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特殊的精神共同体。

    由于科学与人文之争源起19世纪英国，而当时确有诸多思潮对话与碰撞，致使现代读者很容易把观点纷争看作当时的主流，而忽略了文人之间的交集与共识。“文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中文语境中它多限于人文学科，而且传递的并不总是正面含义，不过在英语中“man of letters”却是最佳选择。根据《牛津大辞典》的界定，文人泛指“有学问的人或学者”，这个说法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广泛使用，而且传递的是积极意义。评论家希梅尔法布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象征着“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批判者。本文之所以选用“文人”这个说法，一方面由于它能够模糊学科界限，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最能体现维多利社会以知识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知识话语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发现极大地动摇了信仰和道德基础，充满忧思的文人开始重新思考知识的价值问题。另一方面，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开始明显分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以职业教育作为发展方向，这些问题促使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文人就认识的本质问题展开讨论。从小说家、诗人、教育家，到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们虽然各自从事不同领域的创作或研究，却常常在知识问题上产生话语的交叠和共鸣。

    社会批评家阿诺德特意选择“所以你们要整全！”作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开篇题词，这个让国内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说法，对于维多利亚人来说却是耳熟能详的圣经训诫。选择这句话开篇，阿诺德顿时使自己的论辩获得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话语权威，而“整全”也成为他“文化”观念的基本原则。在论述过程中他一直延循“整全”（whole）原则：将文化界定为“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强调超越宗派、阶层的无私立场，倡导人性的全面、和谐、整体发展。如果说文化致力于扩展视界、健全心智的话，那么过分细化的专业知识则很容易导致精神的封闭与仄狭，因此常常被阿诺德鄙称为“工具性知识”或者“学问”。

    阿诺德的知识观在政治经济学家穆勒和红衣主教纽曼的著述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呼应。穆勒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过于强调理性，在年轻时代经历了精神危机，最终从华兹华斯的诗中找到了精神良药。情感教育的欠缺促使他反思自己教育中的问题，后来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整体性知识”的说法，以区别于“浅表性知识”。后者大致与阿诺德所说的工具性知识或“学问”相类，而前者则强调知识的总体性和关联性，被看作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同时穆勒也反对任何以“主义”为标签的封闭思想体系和狭隘的派别主义，他坚持人之为人的“完整性”——“在成为专业人士或归属任何派别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完整的“人”的培养需要总体性知识的学习，亦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穆勒的教育理念与纽曼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不谋而合。纽曼同样把“健全心智”看作首要教育目标，反对大学教育的功利主义和职业化倾向，因为大学应该培养的是一种“哲学思考的习惯”，这一习惯能够使我们看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同时能够使受教育者具备一种良好素质，使之胜任各种职业。

    虽然在现代社会话语中“博雅教育”通常与纽曼关联，然而他却并非这一观点的唯一倡导者。科学家赫胥黎也就此进行过专门论述，不过由于两人被看作科学与人文冲突的对立两端，少有读者关注他们的共通之处。纽曼的提法常被译为“博雅教育”，而提到赫胥黎，读者常常读到的是“自由教育”。两位文人的教育观念的确各有侧重，但总体上他们都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平衡教育原则。此外，两人的教育理念都以信仰为基石：纽曼强调神学在大学知识体系中的必要地位，赫胥黎则坚持圣经应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事实上，即便是赫胥黎与阿诺德之间所谓的论争，也可能只是后人的过度阐释。阿诺德在《文学与科学》中对此也曾明确表态，声明两人并无根本分歧，只是对“literature”的界定有所不同，实际上都一样坚持施行全面完整的心智培育。

    近年来，评论界也更加关注维多利亚文人的交集而非分歧。评论家奥蒂斯（Laura Otis）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断裂”或“沟壑”，也不需要搭建什么桥梁，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科学只是文学的一种变体”。的确如此，地质学鼻祖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在《地质学原理》中以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地质变迁历史，并不断引用维吉尔、贺拉斯、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作家的经典诗句。这种写作风格不仅使他的著作引人入胜，成为畅销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让人们确信科学家是符合绅士身份的职业。达尔文在撰写《物种起源》时，常常借用圣经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技巧，以获得一种话语权威。催眠师汤森德（Chauncy Hare Townshend）在论述“催眠术”时一边引用牛顿，一边引用柯尔律治，在他看来，两者具有同等真理效用。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曾专门撰写《想象力在科学中的应用》，以强调想象力在真理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和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坚信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日常事物的神奇和奥妙之处。”

    尽管维多利亚时代曾一度充满了激烈的社会变革与骚动，却在中期后进入稳定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维多利亚文人功不可没。他们在知识飞速扩展的时代维系着知识与价值之间、头脑与心灵之间、进步与传统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话语逐渐成为描述真理的唯一方式。然而，当下的社会转型使维多利亚时代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如何维护知识的道德价值，如何培养具有健全心智的人才，如何在变革的时代实现真正的精神融聚，再次成为科学与人文学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此时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文人的知识话语以及由此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对现代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高晓玲，剑桥大学博士后，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