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墨救国 挽救民族危亡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学者的责任》一书精选近现代知名学者和思想家，如梁漱溟、胡适、钱端升、马相伯等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关抗战和反法西斯的书信、通电、演讲和文章，生动体现了国难当头之时，中国学者同仇敌忾，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民族振兴鼓与呼，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消极抵抗，一味退让，领土主权任人践踏。在国家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一致，不分党派，不分学派，不分领域，奔走呼号宣传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马相伯已届91岁高龄，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还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很多学者奔赴各地演讲，宣传抗日。如丁文江在燕京和协和两所大学的演讲《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中，谆谆教诲青年，要以十二分的努力，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技能。而对于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要做改造新国家的预备工作，是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责任！陶行知也于1936年5月间在各地演讲宣传抗日，《怎样才能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的出路》等就是他在中山大学、南宁市中学的讲演。

    办刊也是学者宣传抗日的重要渠道。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月刊，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等为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兴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学术性刊物也承载了抗日救亡的使命。爱国学者、著名史家顾颉刚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创刊不久，顾颉刚痛感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将研究重点由古代地理转向边疆地理，目的在于宣示疆域，昭告世人，中华国土不容觊觎。

    还有很多学者用戏剧、音乐、绘画宣传抗日救国。夏衍、于伶等百人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热情与士气。

二

    在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学者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敌机的频繁轰炸中，既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辛，又要忍受仪器、设备的简陋和图书资料的缺乏，但他们仍旧坚守学者之道，把自己的才智和学识都奉献在民族的抗战和文化教育事业上。他们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以所学报国。

    在抗日战争中，《科学》杂志的创办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他因陋就简，筹建化学研究所实验馆，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在昆明乡村躲避日军空袭时，他还翻译了W.C.D.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备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著作。他谆谆教诲学生，“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

    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自觉地将抗日救国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愤著书，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后来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学者也将中日关系作为他们重要的研究课题。1936年元旦，钱端升撰文《论中日关系》指出，中日“亲善之不可能”，必“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下牺牲的决心，准备作积极的抵抗。1938年10月，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钱端升的眼光已经超越当下的战争，论及中国外交的根本政策，强调我们需要一个目光远大的外交政策，奋斗能解决民族目前之厄，但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

    军事家更是将中日战争作为必然的研究主题。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文武兼修，他与胡适共同创办新月社，并与徐志摩结为至交，应梁启超之约为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作序，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最终着力耕耘的仍是军事领域，并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中国是有办法的！中国的各界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中国的抗战，为中国的富强寻求解决的办法，调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学术力量以笔墨救国，挽救民族危亡。

三

    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要团结全国民众，抵抗强寇，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很多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傅斯年撰写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针对日本人策动的华北自治所表达的对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坚定信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张君劢也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中指出：“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可以立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学者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撰著至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等，这种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精神的抗战。正如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序言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是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

    战乱之中，保护我国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不被损毁也成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如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收集和抢购了大批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文献。故宫的文物、各地方博物馆的文物、图书馆的古籍都是学者倾力保护的对象。中国学者或以组织或以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籍的隐藏和及时转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学者必然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

    《学者的责任》 杨宗元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