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与不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如今，尽管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岁月，却时时萦绕在每位中华儿女的心头，久久不能忘怀。

 

    我的外公——肖劲光大将，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回忆最多、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得最多的，就是党中央在延安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抗战的那段艰辛岁月。在党中央进驻延安7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外公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每每讲到斗争中的风风雨雨，战场上的日日夜夜，每每忆起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志，外公都会沉思、哽咽。

 

    “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1976年4月，外公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中这样深情款款地写道。随信附上的还有，延安时期他亲手经办的140多份毛主席的珍贵文电手稿。

 

    这些珍贵手稿，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指挥抗日战争时，针对不同的斗争形势，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抗战策略和斗争原则。这些珍贵手稿，外公在身边珍藏了三十多年，从延安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湖南，又从湖南带到北京，跟随他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也经历了“文革”十年，如今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作为珍贵史料永久留存。

 

    抗战八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外公，负责陕甘宁边区的多项重要工作，参与很多重大战略的决策工作。一些重要会议、重大活动，一些重要战略思想反复研究、成熟定型的过程，外公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对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见证洛川会议

 

    外公印象最深的，当属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洛川会议。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炮火的催促下，南京政府终于与我党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后开赴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作战。为了研究确立军队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7年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泽东把外公叫到他的窑洞里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

 

    接受任务后，外公马上带人驱车出发，那几天正赶上连日大雨，河川里黄水滚滚，山梁上不时有塌方，道路泥泞，很不好走。外公他们乘一辆大卡车，七十公里路走了大半天，才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停了下来。这里距洛川城大约有十几里路，又靠近大路，来往比较方便。进村一看，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穷，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挑来挑去，只有一个庙宇还稍微好一点，便收拾了一下准备给毛主席住。

 

    村边有一家姓冯的先生开的私塾，有几间房子，外公他们和冯先生商定，让小学生们放几天假，借了这个房子做会议室。其他领导同志的住处都是租借老百姓的房子，条件都比较差。一扇门板架在水缸上，就是当时外公的床。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据外公的回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后，大家讨论很热烈，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比如，毛泽东特别强调团结问题，这个团结，一方面是指国共两党的团结，另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党的政策要做相应改变，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既团结农民各阶层起来抗战，也要团结开明绅士和地主起来抗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这一点引发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讨论，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转变，中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面前，怎样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方针。毛泽东提出，出征以后，主要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会上，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着重从中日双方战争的特点出发，说明游击战争最能发挥我军的优势，是最有效的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也最有利于发动群众。

 

    外公在回忆中跟我们说，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它同时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上存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党内的思想也逐步从理论到与实践的结合上统一起来。

 

    洛川会议给外公印象最深刻的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就多次找外公谈过，并且已经确定外公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

 

    会上，有少数同志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这样一块根据地对我们来说十分宝贵，它的存在意义重大。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

 

    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外公心悦诚服。在会上，他表达了赞同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

 

    以后的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很英明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在陕甘宁安然无恙，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联系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同时在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军队建设、反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生产自救等各个方面，向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组建留守兵团

 

    洛川会议结束后，外公回到延安，按照会议决定着手整顿留守部队。刚开始时，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问题”，“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

 

    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外公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

 

    留守兵团建立后不久的一天，外公去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谈到留守兵团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提出如何抓好这支队伍建设时，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团结。他还要求外公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

 

    外公每回忆至此，都深有感慨：“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那样地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这使我感到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风趣地拍着外公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在会上，外公提出了“任务重于生命”作为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号召留守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随后，留守兵团便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当中。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当时边区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4000余人、2000多支枪。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军事围剿战术，历时一年时间，经过数十次战斗，各地的土匪基本肃清。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外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他照例还在灯下工作。外公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经基本肃清时，毛泽东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态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外公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通报，表彰了边区军民。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除了承担靖匪任务，留守兵团还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谷，南到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唯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成为外公经常思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河防战斗，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外公提出了要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就是说，在敌人未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扬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条叫“主动出击”，就是说，不能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时，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外公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

 

    外公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辞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电文力陈为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

 

    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附笔提示外公：“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主席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很有道理。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外公再次感受到毛泽东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时的一些策略思想。

 

    就这样，在三五九旅的助防下，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七十余次，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削弱。

 

以斗争求团结

 

    在担负剿匪和河防斗争任务的同时，留守兵团还要与边区内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进行紧张的斗争。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不仅直接关系到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

 

    据外公回忆，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摩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的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大家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

 

    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就在这时产生了。比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要坚持胜利的、休战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

 

    当时，外公是名正言顺的经国民党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外公，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他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摩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主席亲自起草的。

 

    外公常对我们讲，那段时间，他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

 

    在谈起那段复杂斗争时，外公特意提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并没有止息，他和王若飞同志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的事。

 

    那是1940年春天，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交给外公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外公他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外公他们到达秋林镇时，阎锡山本人不露面，派了一伙人进行纠缠、围攻。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用挑衅的口吻，提出一连串问题故意刁难。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外公他们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说明的问题，则使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

 

    外公他们坚持要与阎锡山面谈，面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这时，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面。这位在山西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军阀，此时已经是老气横秋、步履艰难，他在阅读主席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

 

    毛泽东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阎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外公他们当然没有让步。经过谈判，阎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这些协议，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创“双拥”共建

 

    外公的一生，做过军事工作，也做过政治工作，也有过军政工作一肩挑的时候。外公经常跟我们说，从个人的爱好上说，他更酷爱军事工作，总希望自己带的部队，充满生龙活虎的朝气，有生气、有战斗力。

 

    在延安，外公非常重视他所领导的留守兵团的建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当时思想教育最经常的一项内容是增强团结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毛主席也十分重视，他和外公谈过很多次话，谈得最多的就是团结问题，特别是军政、军民团结问题。

 

    1942年前后一个时期，留守兵团与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央西北局关系不够协调，主要原因是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军队长期驻在一个地方，军政军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小的矛盾、纠纷。针对这些问题，外公责成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

 

    与此同时，外公亲自主持研究起草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具体开列了留守兵团各级军政机关必须执行的12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第二条规定：“军队必须尊重各级政府机关，对于政府负责人，应以本部队首长同样看待，不得轻视与污辱。军队无权逮捕政府人员与人民”；

 

    第五条规定：“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地权，不得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必须了解与尊重民情风俗，举行与人民送节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与人民的良好感情”；

 

    第十二条则明确提出：“拟定今后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以掀起部队拥政爱民的热潮，推动今后拥政爱民工作的开展”。

 

    同时，留守兵团还制定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外公组织留守兵团机关部队的领导，分头到部队驻地群众中走访，检查群众纪律，送医送药，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边区政府各级行政部门也全面检查各村镇优待抗属、烈属和退伍伤残病老革命军人的情况。

 

    整个春节，到军委和留守兵团机关、部队慰问演出的群众、文艺团体络绎不绝，边区内部队驻地军民联欢活动此起彼伏，演出场地上人山人海，锣鼓鞭炮、欢歌笑语，响成一片。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的这些做法，号召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这一活动，“双拥”运动从延安迅速发展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自此，“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至今，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回望抗战、反思既往，确实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脑海中盘旋。外公虽然已故去多年，但他给我们讲述的这些斗争、这些历史，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晚生后辈的脑中心中。今天，当伟大的祖国正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时，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

 

    在新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继承先烈遗志，发扬抗战精神，凝聚起实现国家富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以不负先辈英灵的不朽功勋。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副书记）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