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胜利日现场

    安平的新著《胜利日》，为我们展示了胜利者与战败者在同一历史时刻、不同历史空间、不同社会视角的观察和记录。讲述从重庆、延安、东京、华盛顿到莫斯科在胜利日前后的反应，呈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既来自伟人，军政人士，还有知识分子，以及平民百姓；它们共同构成了让今人陌生、又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时，蒋介石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自己亲自撰写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现场，记述了坐在话筒前的蒋介石的神情：

    ……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间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面前……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这一天兴奋莫名。备受压抑的闻一多，立刻找了一家理发店，“这么漂亮的胡子剃掉？”“动手吧，老板，您知道，抗战胜利啦！”他七年前的誓言已经实现。刮掉留下七年的美髯，闻先生突然从一个老头变成了中年人，精神抖擞。

    民主人士黄炎培深夜里在日记中记下了感受：

    夜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是夜辗转不能成寐。……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复生。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读少陵《闻官军收河南北》诗，感不绝心。忽然想起刘湛恩，忽然想起张在森，以此终夜不能自制。

    相比国统区复杂的情感，在延安，“陕北的天空从来没有那么蓝过”，成为那一天党政军民共同的感受。机要秘书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7年，他记得，那一晚的延安全城轰动，万众欢腾。无数的火炬照亮了山巅河畔，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灯火彻夜未更。8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已经进行了三天三夜，几乎一直未合眼的毛泽东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好消息，高兴地连声说道：“好哇！好哇！”之后陷入了沉思，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乃至更宏大的战略，在他头脑里更加明晰起来。

    东京的心态并非像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那样整齐划一。从天皇到军部，从军人到百姓，日本人的心态似万花筒。裕仁天皇最为牵挂的是如何维护“国体”，保住“天皇制度”。美国人爱德华·德莱阿观察到，“他将天皇制度看得比他的人民、他的军队以及他的帝国……都要重要”，“也许盟军的空袭，原子弹的爆炸，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以及遭受盟军占领的恐惧，使得日本天皇的意志力彻底垮掉。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他的皇室祖先面临着威胁，以及仍然希望可以维护天皇制度等因素，才使得裕仁天皇的皇帝式抵抗意志走向了崩溃”。因此，天皇发表的投降诏书，不仅没提“投降”，而且还将自身打扮成和平主义者，罪责全在于军人，甚至其通篇诏书，也用一般日本人都不懂的古语来进行发布。

    这一天，被软禁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町的白人罗伯特·奇兰，见证了日本平民听到诏书的反应：

    村里人低着头，毕恭毕敬地聆听着广播里传出来的天皇的声音。这些人过去未曾听到过天皇的声音，对天皇说话的表达方式和讲话的内容，似乎听不大懂。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播放天皇讲话。广播结束后，把天皇的讲话用现代普通日语进行了说明，村民们才明白了天皇讲话的意思是投降。

    投降诏书让日本陷入疯狂。一些法西斯分子准备政变，一些军人选择自杀，另有些军人对战争结束感到“高兴”，更多的军人等待投降。针对平民，《朝日新闻》为投降诏书配发的评论，竟然出现了“一亿玉碎”的号召。这引起了日本民众的愤怒。有民众致信《每日新闻》，对“一亿总忏悔论”展开愤怒声讨：

    让一个人不停地反省，让一个人不断地忏悔，这不是对整个国民开刀吗？直到天皇宣布停战前，我们不都是在拼命地努力吗？……而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们有哪一个说“应当反省”，“应当忏悔”了呢？

    但是，日本平民“被自杀”的浪潮还是出现。

    在冲绳，当地日本守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赤松大尉声称将与美军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要求居民“祈祷皇国万岁、日本必胜！自杀！”下达了“全员玉碎”的命令。52颗手榴弹被发给居民，于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了。家人、亲戚们选择了自杀地点，围在手榴弹周围。一颗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瞬间，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婴儿，血肉迸散，惨叫不绝，场面如同地狱。未被炸死者，互相用棍棒击打，或者用剃刀切断颈部动脉，或者用铁锹砸烂脑袋。世上未曾有的悲惨景象，出现在各处的集体自杀场所。”

    胜利日前后，最忙的还有美国人。事实上，从“无条件”到“有条件”投降，美国人扮演了关键作用。罗斯福生前始终坚持要求像惩罚德国一样，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则改变了主张。杜鲁门的忧虑是一个混乱的日本“将成为共产主义的新阵地”，美国的目标并非要和苏联像分割占领德国那样，美国要独占日本。美国新任副国务卿格鲁，适时提出了意见，“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靠军部首脑是无法使日本彻底投降的”。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也说明：日本政府会投降，但是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而必须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正是基于利益和判断，美国人“默许”了日本的“有条件”投降。但美国人也许没有想到，当年的“默许”延续至今，成为日本人不承认失败，甚至不承认“侵略”的根源。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在胜利日前后扮演的角色，并非像157万苏军直扑关东军那样爽快猛厉！日本人寄望以苏联“出面调停”的方式来停止战争。早在6月29日，天皇致电斯大林说愿意结束战争，并要派近卫文麿出访。苏联以“为了尚无把握的问题而派遣代表前来，此间不能表示欢迎”。虽遭拒绝，日本并不死心，还派前外相广田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频繁接触。7月13日，波茨坦会议之前，日本提出在莫斯科举行日苏会谈。苏联人的回答比较暧昧，“日方若提出具体条件，可由苏联担当居间工作”。斯大林为此推迟一天出发赴波茨坦……

    1945年的胜利日，真是超出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