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编者按

    《光明论坛》“温故”子栏目开栏一个多月来，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清楚”原则，坚持一句话一句话重温阐释古语，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本期我们约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就近期习近平总书记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引用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语进行阐释，以飨读者。

    司马迁在致任少卿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话。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不少人以此作为人生格言，或以标示学术追求鹄的。班固把这段文字记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然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我们只看到所谓“成一家之言”，并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不过，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是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的。

    《史记·天官书论》写道：“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按照司马贞《索隐》的解释，“三五”指的是“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仍然说到了“古今之变”。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八书”的撰述主题，也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这里“通变”，也许可以理解为“通古今之变”。关于《礼书》的内容，司马迁也有“略协古今之变”的说法。这些表述，其实都包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意。有人评价《史记》，认为正是因为追求这一境界，于是成就辉煌，“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货殖列传》“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是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并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关于历史规律的体会。对于进行这样的学术工作路径，司马迁的做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对于经历艰苦探索，终于获得历史新知的内心欣慰，他的表述是：“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天的读书人，依然可以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经就《公羊春秋》的研读对司马迁有所指导的董仲舒对“天人之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从这一角度看“天人之际”的“合”，可以发现接近当今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内涵。还应当注意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思维活跃、创造积极，成就了文化丰收。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淮南子·泰族》写道：“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变”“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以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说。

    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而这位伟大学者的思考多有历史发明，确实体现了真知灼见。不过，因为与决策者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判断有所不同，因李陵之祸爆发，终于激怒汉武帝，以陷腐刑。他从对历史的感悟中获得的认识，是否对汉武帝这样就“天”“人”“古”“今”也曾经有所关注的执政者形成影响，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大概需要通过更细致的学术考察才能够说明。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