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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的小说里，高手对决，往往一招制敌，绝不拖泥带水。我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可以将小说中的一招制敌改造为思想教育的“一招式说理”。
所谓“一招式说理”，指的是遇到突发或棘手事件时，需要教育者简化重要性必要性的理论阐述、简化是非定性、简化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过程，直接进入解决问题环节的说理模式。德国画家汉斯·霍夫曼说“简化意味着去掉不必要的东西而突出必要的东西”，达·芬奇说“复杂的终极境界是简约”，大圣人孔子在阐述他的伦理、教育等思想时总是直接抛出结论而省略了论证过程。伴随着网络长大，在个性上表现为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的青年一代不欢迎说教，这倒逼着思想教育者不得不摒弃有用但不管用的教育方式，而“一招式说理”就不仅有用而且管用。
学院篮球赛，对阵双方发生肢体冲突，A同学语言挑衅，还对对方同学动手。事后了解到，A同学一贯比较率性，其父亲为某部委司局级干部，母亲为知名高校教授。
A同学面对我时，极力说明对方冒犯在先，自己处于激愤状态才动手，对方也有责任。A同学表达很流畅，逻辑很清晰，显然有备而来。我意识到事先准备的说理如“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同学之间友好相待”等等只会让他口服心不服，如果用校纪校规施压只能让他“被认错”。如果不能让受教育者理解、接受你的想法，一切说理将毫无意义。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提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一边静静地听A同学诉说，一边飞快地运转脑细胞，力图快速找到制胜之“招”。
于是，我问“你知道NBA奥本山宫殿事件吗？”A同学停顿了一下，回答“我就是那个阿泰斯特”。我接着问“当时观众冒犯了阿泰斯特，惹怒阿泰斯特动手，为什么受处罚最重的是阿泰斯特而不是球迷呢？”A同学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说：“在双方都不理智的情况下，让事态最严重、社会影响更坏的人受处罚最重，你说呢？”于是A同学主动表示公开赔礼道歉，请求不要给他处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教育之美在于没有教育的痕迹。《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思想教育也可以通过“不战”、“无招”、“无痕”让对方心悦诚服。
思想工作是思想魅力和方法魅力的双重结合。陈颐论教师“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面对心有灵犀、通达能力很强的学生，思想工作者只需“一点”即通。对A同学球场冲突事件，我用的是类比法。我的说理没有专业术语，没有苦口婆心，没有恩威并施，没有居高临下，而A同学却积极主动地作出了让事件向良性方向转化的选择。
读大三的B同学是艺术特长生，志在仕途。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他只需完成普通学生90%的学分即可毕业。我要求他和普通学生一样完成所有学分。B同学表示大一大二所修课程偏少，和普通学生一样修完学分会很吃力。B同学的抵触表明他心不甘情不愿，无异于在我的要求面前树立了一道“防火墙”。毛主席曾说过“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对他说“现在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某一天你面临重要的发展机会，你的信息在网上公示，可能有好事者晒出你当年的学习经历，说你当年毕业时未完成学分，这时你就是浑身是嘴也无法向公众说清楚，即使说清楚公众也没有兴趣相信你”。美好未来的召唤和阻碍未来的不安实实在在地触动了他。B同学很坚定地表示“拼了”。毕业时，他和普通学生一样完成了所有学分，离校时还专门和我告别。
培根说教育是“讲述和传授的艺术”。我对B同学用了强制要求法和愿景设置法，两种方法效果迥异。第一种是强制，第二种是对话；第一种居高临下，第二种润物无声。当受教育者的核心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才可能是受教育者重新选择的时候。
做好了A和B同学的工作，我自己也获得深刻的体验。一是如果受教育者没有把教育者当作权威，教育者不妨先放下身段平视受教育者。如果受教育者抵触说理，不如触其痛处，让其刻骨铭心，主动作出新的选择。
二是思想工作要达到让对方感同身受、心服口服的效果。让人感同身受的说理可亲可感，才有可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理性的教育是告知而不是灌输，是疏导而不是强制，是互动而不是被动。
三是思想教育者要积极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变“裁判员”为“教练员”，从终极决定者转变为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这就要求思想教育者将消极思维转换为积极思维，将负面言词的描述转换为正向言词的引导，从而增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四是有效果往往比有道理更有现实价值。把逻辑严密、论证严谨的学术性阐释变得简洁易懂是增强说理效果的有效手段。简洁的表达方式可以传递美感，有力地传输信息。抽象地提醒孩子“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不如告诉孩子“红灯停绿灯行”管用。
世界唯一不变的是世界永远都在变。面对时刻都在变化的形势，思想教育者必须时刻变化，才能真正“读懂”青年，才能适应思想教育的新常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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