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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31日 星期一

    演艺聚焦

    辉煌的抗战戏剧

    作者:廖奔 刘彦君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31日 15版)
    话剧《屈原》
    秧歌剧《兄妹开荒》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田汉1938年12月在湘剧抗敌宣传队桌围上写下的这几句话,既是对当时全国动员全民抗战现实状貌的激情描述,亦是对抗战戏剧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四处开展的骄傲总结。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抗战戏剧风起云涌,创造出空前普及和繁荣的奇迹,在砥砺民众、鼓舞士气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成为文艺投身抗战实绩的最集中体现。抗战时期也成为中国话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中国戏剧史上谱写了鲜亮的一页。

     

        《保卫卢沟桥》是向国人发出的战斗呼唤,也成为中国戏剧界的抗战宣言、成为抗战戏剧的动员令

     

        抗战戏剧起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戏剧迅速做出了反应,仅仅一个月后,金剑啸、潘富玉创作的独幕剧《海风》《最后一课》就发表在1931年10月25至29日的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前者描述货轮上一名水手因日军占领其家乡营口而愤恨,被日本船长和大副射杀,引起全船的中国水手暴动并走向抗日战场。后者模仿法国都德小说《最后一课》,描写日军占领区小学师生不得上国语课的亡国之痛。这两个并不成熟的剧本,却用最快捷的方式展现了戏剧干预社会生活的强大功能,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帷幕。

     

        民族愤怒火山一样喷发了,全国戏剧界开始以抗战为重要创作题材,一批抗战剧作很快上演,引起民众的情感激荡。田汉的《乱种》《战友》《回春之曲》,夏衍的《咱们要反攻》,楼适夷的《S·O·S》,于伶的《回声》,洪深的《飞将军》《走私》,凌鹤的《再上前线》《黑地狱》,章泯的《我们的故乡》,特别是陈鲤庭的《放下你的鞭子》,纷纷走上各地舞台,呼唤全民族的抗战。

     

        “七七事变”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剧作者协会立即行动,组织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1937年8月7日始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上演,引起巨大轰动,观众反映极其强烈。《保卫卢沟桥》是向国人发出的战斗呼唤,也成为中国戏剧界的抗战宣言,成为抗战戏剧的动员令。“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云集在上海的戏剧工作者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离开大城市,在“把戏剧送上前线”“戏剧上街”“戏剧下乡”等口号的鼓舞下,走向工厂、农村和前线,四处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北平、南京、天津等地的戏剧界人士也纷纷进入内地,向国人进行抗战宣传,戏剧的种子普遍撒开。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话剧走向普及、发展和繁荣,执时代艺术之鹘底,提供了一个最适合的契机

     

        在抗战戏剧中充当主力军的是当时刚刚兴起不久的话剧。作为舶来品,它与普通民众在审美情趣上的距离以及走向象牙之塔的唯美倾向,使得它面对更广大的传统观众时手足无措。抗日战争的爆发为话剧深入民众,走向艺术样式的最大普及、发展和繁荣,执时代艺术之鹘底,提供了一个最适合的契机。

     

        京、沪相继失陷,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全国众多戏剧工作者会聚到汉口,于1937年12月31日召开大会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对于全国广大民众作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抗战戏剧活动愈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涌起。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戏剧工作者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分赴各个战区进行宣传演出。各地自发组织的演剧团体,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剧团也十分活跃,宣传演出遍及全国城镇乡村。当时常演的剧目如《塞上风云》《东北之家》《打鬼子去》《一颗炸弹》《壮丁》《生死关头》《血战台儿庄》《胜利进行曲》等,为动员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武汉失守后,重庆又成为战时的戏剧中心。1938年10月,会聚重庆的戏剧人拉开了第一届戏剧节的序幕,怒吼剧社等25个演出团体出动上千人的阵容,在重庆各个街头、广场演出街头剧,从上午九点一直演到晚上八点。盛况空前的演出持续了22天,观众日日挤满,观演人数不下十余万人。其目的除了动员民众抗战外,也包含为前线将士募集冬衣的直接战争需求。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有影响的专业剧团先后成立,各专业剧团和抗敌演出队活跃于重庆,把抗战戏剧活动推向高潮。1941年以后,在每个敌机无法轰炸的雾季(当年10月到来年5月),重庆都举办盛大的戏剧公演活动,连续四年下来,一共演出了118部大型话剧。抗战八年间,重庆共演出《全民总动员》《一年间》《国家至上》《夜上海》《雾重庆》《屈原》《北京人》《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等多幕剧、独幕剧239部。其中许多作品成为传世之作,许多演出产生了轰动效果,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大批重要编剧、导演、演员脱颖而出。 

     

        桂林是在规模、影响上仅次于重庆的又一个大后方戏剧中心。1944年2月到4月,桂林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来自桂、粤、湘、赣、滇五省区的33个演出团体,历时三个月,共上演话剧27台、传统戏曲等数十台,形成一次西南戏剧实力的大展览和大检阅。此外,其他后方城市如昆明、成都、贵阳等地的抗战演剧活动也蓬勃开展。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则又是一番景象。继承以往红色根据地的传统,延安各个部门都成立了戏剧团体,创作演出了大量剧目。延安还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造就了成批的戏剧人才。在各个敌后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组织中,都有众多的剧团,农村也成立了众多的村剧团。抗日根据地戏剧创作的突出特征是大多以农民、战士和抗战英雄为主人公,与火热的战斗生活紧密联系,演出形式则灵活多样。

     

        当话剧被政治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它需要与广大的民众相结合,时代对话剧提出了民族化风格的要求

     

        抗战需要话剧,话剧也在抗战中得到发展,抗战使中国话剧走向一个历史上的高潮期。在此期间,话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几百个剧目,其演出的广度、影响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在话剧史上影响深远。

     

        当话剧被政治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它需要与广大的民众相结合,时代对话剧提出了风格民族化的要求。投入抗战洪流中的戏剧工作者,要使话剧的宣传鼓动产生最佳效果,就必须使之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情趣和爱好,寻找到最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这种政治需求,与话剧发展的自身艺术需求相吻合、相统一了。于是,话剧表演的民族风格问题被推向了前台。短小活泼的街头剧首先受到时代的青睐,它简单的创作模式、浅显易晓的内容、灵活的表演形式、随心的环境适应力,使之能够及时追踪现实进行创作,随地而安地在城镇街头、农村场院、前线战壕进行演出,而舞台上下的直接互动则极大地调动起观众的参与热情。最典型的如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演遍了大江南北,处处受到民众的欢迎,激起千百万群众的爱国热情,成为演出史上的奇迹。尽管这类战地宣传剧在艺术上较为简单,却照顾到中国普通民众的观赏习惯,特别是在文盲充斥的底层民众中,便于直观地发挥影响和作用。受到启发,戏剧家们在创作演出时着力进行大众化、民族化的努力,从而使话剧的审美情趣更加贴近民众。正是抗战戏剧,彻底完成了话剧中国化和本土化的任务。

     

        话剧本土化的结果,使其观众范围急剧扩大,热衷观看的群体由原来市民阶级、小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为主,延伸到农民、工人、抗敌官兵等社会阶层。话剧受众面的社会阶层扩展,使其第一次争取到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戏剧是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

     

        抗战使戏剧站在了时代舞台的中心。抗战时期戏剧成为广大民众瞩目的焦点,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迅速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凝聚力,最有时代力量的大众艺术样式,其功效远远超出其他艺术门类。用夏衍的话说,戏剧是抗战时期站在战斗最前列、作战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部队。

     

        这其一是因为戏剧突出应和、调动了民众的抗战情绪。戏剧主动地肩负起呼唤民众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自觉地与时代共患难,从而成为民众抗战情绪的发泄口,民众也就把戏剧当作了自己的代言人。例如《金陵日报》记者陈樾山回忆田汉《卢沟桥》在南京的演出情景:“大幕一拉开,观众就和剧中人物一起来到卢沟桥畔,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心心相连。台上喊‘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出去!’台下观众也跟着喊;台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台下也跟着唱;台上在战斗,台下也在战斗。”抗战戏剧顺应时代的需求,肩负起了将民族精神与抗战情绪黏合起来的历史重任。

     

        其二是因为戏剧对时事的反应迅速,它是各种艺术样式中反映现实最为直观也最为便捷的。戏剧家经常会根据现实事件进行创作,许多作品的内容是观众当下所熟悉、所关心、所系情的。以卢沟桥为题材的有集体作品《保卫卢沟桥》、田汉《卢沟桥》、陈白尘《卢沟桥之战》、张季纯《血洒卢沟桥》;以台儿庄战斗为题材的有罗荪、锡金的《台儿庄》、韩北屏的《台儿庄之战》;以淞沪抗战为题材的有崔嵬、王震之的《八百壮士》等等。解放区更是常常根据军队、农村中发生的真人真事进行创作,如《消灭汉奸》《当兵去》《前线故事》《三颗手榴弹》《抗到底》《子弟兵和老百姓》《李国瑞》《戎冠秀》《重逢》《查路条》《血泪仇》等。演身边事,表现现实生活,戏剧因而受到抗日将士与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其三是因为戏剧的表演手段便于传播。由于战争环境艰苦条件的限制,当时许多艺术样式几乎陷于停滞状态,戏剧则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进行创作,因陋就简进行演出。因此众多的文学家、电影艺术家、音乐家、美术家投入进来了,戏剧从而人才辈出;更多的文化人、学生、爱好者投入进来了,戏剧从而人力充盈。众人拾柴火焰高,戏剧因而在时代激流中获得了空前发展。

     

        其四是战争的威胁唤醒了戏剧家们的良知,坚定了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从事抗战戏剧创作的理念。在民族危亡面前,戏剧工作者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空前高涨,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被时代和环境净化了的心灵,促使他们放弃大城市的生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工厂、农村、军营甚至战斗的前线,用戏剧的武器为民族存亡而战。艺术和政治就这样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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