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回响

    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是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既有月亮门、月亮窗，又有斗拱彩画、梁枋飞檐。1956年夏天，在这座融合了苏联和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小楼里，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30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在新中国法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如今，这座小楼被辟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讲述着沈阳审判的往事。

新中国首次审判日本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移交给我国近千名日本战犯，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还没有精力审判这些战犯，于是将他们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据此，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至7月间，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战犯，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场地。沈阳审判分为两个阶段，6月9日至19日，对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战犯进行审判；7月1日至20日，对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战犯进行审判。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针对铃木启久的审判。1941年12月到1944年10月，铃木启久在日本侵略军中先后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指挥所属部队对河北省冀东地区和河南省浚县等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讨伐”，制造了5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1941年10月，铃木启久为了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致使日军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杀了1280名和平居民，烧毁民房一千多间。

    在调查这一罪行时，特别军事法庭传召了证人周树恩。周树恩控诉说，一家12口人被日军杀害了6人，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周树恩满腔怒火地解开衣服，露出累累伤痕。法庭上的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喊“饶命”“饶命”“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武部六藏的审判地点不在审判庭，而是在沈阳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其身患重病，特别军事法庭就地开庭询问。作为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是伪满洲国的实际掌权人，是日本在华“火曜会”的主持人，策划、组织、制定了很多毒害我国人民的政策，包括《鸦片专卖制度》等。经过审理，武部六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从战争魔鬼到和平使者

    这些战犯刚被移交给中方时，抵触情绪十分强烈，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5年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中国人民用真诚和温暖使这些日本战犯从恐怖杀人的“鬼”变成了有良知的“人”，故审判过程十分顺利。针对证人的指证，所有战犯全部认罪，并在审判庭上忏悔谢罪，最终大多得到了宽大处理。

    特别军事法庭的调查，充分展现了司法机关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高度的民主精神。时任特别军事法庭庭长书记员的王观强，今年已经88岁高龄。参与沈阳审判的时候，他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王观强说：“当时我是书记员，负责记录。那时候上下午都要开庭，任务量很大，晚上就熬夜整理录音，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日本战犯供述罪行的时候，我虽然听不懂日本话，但能感受到那是真诚的忏悔，翻译人员把他们的忏悔翻译出来，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

    时任特别军事法庭副庭长袁光的女儿袁塞沙说：“不同于东京审判、南京国民党审判，沈阳审判的特别之处是日本战犯的认罪态度，全部认罪。而前两次审判都是拒不认罪的，这也反映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做了很多努力。”

    沈阳审判后，这些战犯中犯罪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先后被释放。回到日本后，他们发起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中日和平的使者。

    沈阳审判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铭记沈阳审判，就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本报记者 王逸吟 毕玉才 本报通讯员 张燕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