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剑桥世界史》

    在人类历史上，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漫长的传统。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此后不断有人撰写不同类型的“世界史”。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在晚年失明后口授的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讲到1453年。尽管该书没有最终完成，也没有脱离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他将自己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由英国阿克顿勋爵策划并在其逝世后于1902-1912年间陆续出版的多达14卷的《剑桥近代史》，开创了由专家联合撰写历史的剑桥史传统。在此之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国史》等都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冠以“剑桥史”的系列随后又衍化出很多著作，如国别史、区域史、事件史、专题史等，世界史撰写不断发展壮大。其中，2015年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世界史》，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这部在英语世界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最全面的、最权威的叙述由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主任威斯纳-汉克斯主编，她早年研究早期欧洲近代史、比较史学、妇女史、性别史，2000年后开始转向世界史、全球史研究。威斯纳-汉克斯率领一支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国际团队，历时数年共同完成了该书的著述。成员中不乏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学者，如卡洛·金兹伯格、彼得·伯克、彭慕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中有10位华人，如王国斌、刘欣如、夏伯嘉、姚新中等，这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华语学术界在世界的影响力。

    全书内容大致如下：第一卷“世界史导论，至公元前10000年”，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叙述的是世界史学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世界史研究的由来与发展；第二部分是一组描述迄今为止占整个人类历史95%的史前史的文章。此后每一卷所涵盖的时间都比前一卷短，同时每一卷在年代上也略有重叠，描述向现代世界的逐渐过渡过程。第二卷“农业世界，公元前12000-公元500年”，始于新石器时代，讲述了由农业赋予的复杂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下的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进程；第三卷“比较视野下的早期城市，公元前4000-公元1200年”，讲述城市的起源，城市与技术、仪式、信息、权力、文化之间的关系，城市与内陆的关系；第四卷“国家、帝国与网络时代的世界，公元前1200-公元900年”，讲述这一时期新国家、新帝国的诞生及其跨文化贸易网络和征服；第五卷“扩展中的交换网络与冲突，公元500-1500年”，属于前全球时代的中世纪，考察了诸如环境、战争、教育、家庭和宫廷文化等重要主题。

    前五卷都是每卷一部书的篇幅，但后两卷的篇幅增加了。第六卷“全球世界的构建，公元1400-1800年”，追溯了这一时期商业、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上卷“奠基时代”聚焦于能够使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成为可能的新模型的出现，这种相互依赖包括环境、技术和疾病；下卷“变化的模式”考察了全球性或地区性的移民和碰撞，以及他们如何被贸易网络、法律、商品流通、生产过程和宗教交流等因素塑造。第七卷“生产、破坏和连接，公元1750年到当下”，考察了利用燃料的世界的不均衡转变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下互相影响的人口爆炸。上卷“形成中的结构、空间和边界”从环境、农业、技术、能源、疾病等角度讨论了这个拥挤的世界；研究了诸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非殖民地化和社会主义等塑造这个世界的政治运动。下卷“参与变化”考察了家庭、城市化、移民、宗教、科学、体育、音乐、汽车等因素表现出来的全球性联系，同样也研究了包括冷战和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的特殊时期。

    全书共由200多篇文章组成，体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与以往的世界史撰写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卷大体都从区域、主题、比较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并辅以相关的个案研究。其中包括传统研究比较多的区域，如欧洲大陆、地中海地区、印度洋地区、中亚等；也有以往不太重视的区域，如非洲地区、加勒比海地区、东南亚等。主题的选取反映了当今学术界的最新状况，如第三卷分别从作为表演舞台的早期城市、早期城市和信息技术、早期城市景观、早期城市和权力分配、作为创造中心的早期城市、早期帝国城市几个维度论述早期城市。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史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比较研究的方法，使人们对世界各个民族与文明处于平等的位置加以研究。

    第二，前四卷分别从史前史、农业史、城市史、政治经济史的维度进行论述，后三卷逐渐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整体世界史，体现了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历程。全书强调互动、交流，论述人类是如何从碰撞走向一体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互动中的比较研究，强调“他者”的重要性。

    第三，传统的历史分期已经烟消云散，至少从表面上看“西方中心主义”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已不复存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和平学”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等观念都在不断消解着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与认知，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痛苦记忆、核毁灭的危机、去殖民化的来临、全球范围对种族歧视的批评、石油危机、国际组织的兴起、冷战结束、女权运动、多元文化的扩展等，刺激了史学家以平等的思想审视这个世界。

    第四，著述过程中注重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本书成为跨学科的产物。但编撰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艺术、科学、技术、文学等人类文明遗产如何在世界史编撰体系中表现出来，通观全书，这点处理得并不是很恰当。

    法国哲学家吉尔松（1884-1978）曾说过：“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将全部的往昔从虚无中解放出来。没有历史，过去将会化为一片空白。没有历史，过去将不再成为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让过去在这独特的当今重生。”世界史是多样的，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世界史：因为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史料；不同时期对史料的解读也是不同的；历史编撰方法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发生变化；不同的叙事风格和组织概念会呈现出不同的世界史；更加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特征是不断创新方法，以接近往日的真实世界，满足人类的知识欲望。一言以蔽之，所有历史研究与历史叙述都是记录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一种表达手段，一种叙事风格，没有终结。（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