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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者：胡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从事国情研究与政策研究已近30年，您带领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成立也已有15年时间，在中国智库界可谓特色鲜明，在国内外卓有影响。请您介绍一下国情研究院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经验。
胡鞍钢：我很有幸地走过了一段与中国兴盛同行的学术研究之路。从1985年开始，我从事国情研究，当时目标就很明确：利用所学为国家决策服务。30年过去了，我的研究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
从国家决策机制背景看，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提出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开启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我们的国情研究也经历了从非正规机构到正规机构，从科研小组到大学智库的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6—1998年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阶段。这不是一个实体机构，而是一个课题小组，成员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多个研究所，不定期出版《国情研究报告》，累计出版了8部。研究小组定位为“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虽然严格地说还未达到智库的基本标准，但为我们后来创办智库积累了实践经验，也赢得了良好声誉和影响力；
第二阶段是1999—2011年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1999年我们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2000年１月，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联合设立国情研究中心，作为公共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其教学和研究生管理依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工作自主决策；
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初成立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其设立是为了响应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的“高等学校需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的号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我就明确提出了中心定位：国家高层决策思想库，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还提出了八项主要任务：研究基本国情；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重要国情信息，建立国情决策数据库；主要研究21世纪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重点研究中央当前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推动全国的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培养公共政策高级研究人才。我们有意识地打造智库品牌《国情报告》，为决策者提供国情信息、国策建议、战略谋划。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国情研究院的决策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专门邀请了六家智库代表座谈，我也作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代表参加。他特别讲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今天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是落实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意见并使之制度化，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广大专家学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真实情况，广泛调研，潜心研究，不断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为党中央科学决策建言献策，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多作贡献。
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由此，我们开启了国情研究院发展的第四阶段：响应中央号召，建立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大学智库。
2.记者：不久前中央领导同志在清华大学调研时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做到“不仅技高一筹，而且独树一帜”。您怎样理解这“两个一”？怎样才能达到这种高度？
胡鞍钢：这两点实际上都是对智库专业化和创新性的根本要求。一个智库要真正做到专业化，就要在研究质量上“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所谓“技高一筹”，就是研究成果要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要做到成果过硬、实用、具有前瞻性；所谓“独树一帜”，就是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资政之路，独创一种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
我对“独树一帜”更是深有体会。智库研究要想创新，就要学会与众不同，独具匠心。要有独创性，而非模仿性、重复性；要有差异性，而非雷同性、相似性；要有新颖性，而非传统性、陈旧性。事实上，我们每做一项研究都力图做到这一点：既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
不仅在国内智库中独树一帜，更要在国际智库中独树一帜，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不是跟在国际顶尖智库后头，你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你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例如我们在2011年就出版了《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走在世界银行等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之前，便于决策者参考和比较。做当代中国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才能在国际上形成特有的重要影响。
3.记者：您多次谈到，国情研究院开展当代中国研究的方法是独具特色的。可否介绍一下这种方法？
胡鞍钢：作为智库，一是在方法上更具专业性，这自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二是在方法思维上更具战略性、全局性，学会中国特色的方法，我把它称之为“毛泽东方法”“邓小平方法”。
例如，毛泽东曾经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性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我们做国情研究，就是主要研究全局性问题、大局性问题、规律性问题。此外，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们研究国情始终是根本性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方法”也很有意义。例如，他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每隔几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台阶论”，都具有指导意义，也成为我们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方法。我们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中国方法论。
智库研究，在方法上要始终坚持“原创性、前沿性、综合性”三原则。所谓“原创性”，是针对“重复性”而言，是指自己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所谓“前沿性”，是针对“滞后性”而言，是指研究要瞄准中国问题的前沿、中国政策的前沿、中国理论的前沿，做引领国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谓“综合性”，是针对“盲人摸象”而言，是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研究，展现“森林式”“全景式”“动态式”的真实中国。
4.记者：您对国情研究院提出了三个字的要求：出思想。而我们对智库的一般理解首先强调“出对策，出招数”。怎么看待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胡鞍钢：智库也被称为思想库，出思想是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难的创新。出对策相对来讲比较具体，也比较务实，能够直接满足政府决策的需要。通常政府智库更擅长于此。大学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是需要出创意、出思想、出战略、出政策。我把它统称为公共决策知识。不只是免费提供，还要主动提供、及时提供。要在关键时刻为关键人物提供关键的信息、知识，以思想引领对策而不是就事论事。
智库不仅服务于政府决策，更要影响社会。对策会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也会随着事过境迁而消失，但思想却不同，是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会久远而广泛地影响社会。
毛泽东曾经在1963年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形象地讲，智库就是要制作小型精神原子弹，使精神原子弹释放出物质原子弹那样的社会威力，因为思想具有核裂变或聚变的能量。
关键问题在于：智库如何创新，如何出思想？首先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思想者就是一匹“天马”，思想库就是一队雁阵式的“天马”，在思想的天空中“自由自在，行空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思想的自由不等同于胡思乱想。思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性思维，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可以被识别、被判断、被检验的，其标准既要看它能不能产生社会价值，更要看其能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思想的“天马”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稳固地立足于中国大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中国视为我们研究的大舞台、思考的大空间，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表达。
正如已故教育家匡亚明所说：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因此，智库作为国家瞭望者，在以“出思想”为追求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认识现实、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5.记者：高校智库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大主力军。在您看来，建设高校智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必须具备的要素？
胡鞍钢：高校新型智库应遵循决策咨询研究、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明确建设高端智库的定位，成为国家的“外脑”。我一直主张中国这个东方巨人需要两个大脑，智库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脑”，并确立四方面的定位和作用：一是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二是国家战略的“谋划者”，持续跟踪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设计与咨询；三是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对内直接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服务，对外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智库交流，成为学术大使、智力大使；四是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客观评价和评估国家治理绩效，促进国家良治。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知识具有双重性，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既可能富民强国，也可能祸国殃民。为此，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充分利用大学优势，建设“三位一体”的高校智库平台。“三位一体”，一是教学平台，这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平台；二是研究基础，这是最核心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三是咨政平台。“三位一体”才能使教学基于原创研究，科研基于创意、创新和创造力，资政具有独特性、创新性、持久性。“三位一体”本身如同乘法，发挥了我们的学术创造力，提高了我们的知识生产率，扩大了我们的决策与社会影响力。
建设“领军人物+专职化队伍”的高校智库团队。大学智库不仅要出成果，更要出人才。只有人才汇聚，才能出高质量成果；反过来讲，只有通过智库研究进行密集性的知识投资、知识创新，才能使人才更优秀、更杰出、更卓越。国情研究院按照“小实体、精队伍”的原则，创办了一个特色鲜明、充满创造力、活跃在中国大舞台上的大学智库。前段时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出版了我的《2020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简称《超级中国》），韩国KBS参考此书韩文版拍摄的《超级中国》纪录片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研究院拥有一个专业基础扎实、多学科交叉、团结协作的专职智库团队。这个研究团队具有“小而精”的特点——专职研究人员少，但学历学位高、专业素质高、知识面宽广、效率高、成果多；还具有“少而美”的特点——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口碑好、美誉度高。
6.记者：您提出了“智库文化”的概念，这对于一个智库有何意义？您心目中的“智库文化”是什么样的？
胡鞍钢：智库文化是智库的灵魂，是智库的凝聚力和持久力之源。在建立智库之初，我就提出要创建以知识奉献为核心的智库文化，其中包括：“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的追求；“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的理念。
为什么我们要着力打造智库文化？因为智库产品是公共产品，从事公共知识创新的学者，个人收益率一定大大低于社会收益率，这就需要有奉献精神。没有奉献精神，很难坚定下来、坚守下来、坚持下来。
中国既是我们学术创新、学术思想的来源，更是我们实现学术追求、承担学术责任的大舞台、大天地。我自己有个定位：对决策者进行知识投资，不求所得，但求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帮助决策层及时纠正失误，避免小错变成大错。在中国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即使是1%的决策失误，也会导致1300多万人的利益受损。
什么是智库学者的人生价值？早在1991年，我就把它比作一个坐标系，横坐标是个人目标，纵坐标是社会目标，当个人追求的目标越接近社会目标，他的进步就越快，他的才能发挥得就越充分。我的国情研究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非常欣赏哲学家陈先达的一段话：“个人与国家、民族是相向而行，还是相背而行，命运完全不同。”（《光明日报》，2015年5月20日）我不仅与中国相向而行，更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以自己的知识、思想、智慧，促进中国创新发展，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华民族复兴，这是我的人生使命所在，人生道路所在，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我也希望，不同智库间能够团结起来，展开合作，让我们形成的思想合力、政策合力变成催化剂，使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更加迅捷而稳健。
（本报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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