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