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简单的内迁,而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6年,国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