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编者按·

 

    8月23日至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泉城济南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600余名历史学家齐聚济南，围绕国际史学界的热点、重点，展开学术交锋。本次大会安排了主题会议、专题会议、联合会议、圆桌会议、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会议、晚间会议、青年学者墙报展示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共计170余场。今天我们特推出专版，邀请专家学者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等主题进行学术脉理的分析，并撷取各类会议中的部分选题，附以相关的图文链接，带领读者感受这场华丽的学术盛宴。

 

    济南大会聚焦“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张海鹏

 

    经过五年筹备，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开幕。这次大会在济南召开，既是国际历史学会的大事，也是中国史学会的大事，更是中国史学界的大事和喜事。

 

    2010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学会各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史学会的申办获得通过。这次申办成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大背景下进行的。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空前提高。同时，据我从2003年开始与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和秘书长的联系中得知，他们主张国际历史学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化，希望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出欧洲。1900年以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绝大多数在欧洲召开。1975年第一次越过欧洲来到美国旧金山，1995年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2005年来到澳大利亚悉尼。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和秘书长等都表示希望今后大会在每个洲轮流主办，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

 

    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一直在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也希望有机会在中国举办。1949年前没有这种可能。1982年，中国史学会正式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成为它的国家级会员；从1985年开始，中国史学会代表团以正式身份出席了每五年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199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会上，中国史学会申办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铩羽而归，令人遗憾。

 

    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中国史学会举办了申办2015年大会说明会，100多人出席。中国史学会介绍了准备在山东济南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计划，回答了各国学者提出的疑问。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在表决中国史学会的申请时，36票赞成，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当场宣布，代表大会顺利通过了中国史学会的申请。

 

    济南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由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合作进行的。中国史学会负责与国际历史学会一起制定大会议程，山东大学负责会务。按照国际历史学会的规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大会议题的制定、提出需经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通过。2010年大会申请通过后，国际历史学会向各会员国发函，征求议题建议。一般会员国只提出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议题。中国史学会考虑到第22届大会在中国召开，要多反映中国学者的声音，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2012年初，中国史学会向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报送了20多个议题，其中10多个议题与中国史学有关，或是中国学者感兴趣的，或与历史学发展有关系。国际历史学会执行局从中采纳了10多个议题。

 

    2012年8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经过一天讨论，通过了全部议题。这些议题包括四大主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世界史中的革命、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大会开幕式由中国设计，开幕式后的专题演讲有三位学者，其中一位是中国历史学者。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作为会议选定的第一大主题，由中国历史学家主持，会议时间一天，分上午、下午两场，加上候选发言人共14位，其中有三位中国学者、三位意大利学者，还有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瑞士、俄罗斯、加拿大、孟加拉国各一人，提供的论文涉及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注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据初步统计，在一周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主持的主会场和分会场共有16场（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和香港学者主持的各一项），作为评论人、论文作者的中国历史学者近80人（包括海外中国学者和港台学者），涉及中国历史问题的论文近百篇。可以说，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启了聚焦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的先河。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大国。在17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18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经过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奋斗，特别是1949年以来将近70年的奋斗，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在2010年稳居世界第二。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现实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历史学家的聚焦点从现实的中国转到历史的中国，很有象征意义。这说明，一个国家在学术上的话语权，一定是与那个国家在现实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相适应的。

 

    从1985年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到2010年第21届大会，大会议题中只有一项与中国历史有关，中国历史学家只是主持一场与中国有关的学术会议。济南大会，四大主题的第一大主题是中国历史问题，主持人是中国学者……这些安排大大提升了中国历史学家在这次大会中的作用。有这么多中国学者参与主持专题讨论会（或者圆桌会议），在以往的国际大会上是不可能的。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国际历史学界规模最大的、参与人数最多的国际历史学会议。从以往的各次会议来看，出席会议并且提交论文的学者，一般都是很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带着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感兴趣的历史学话题前来赴会，对于彼此学术交流的意义重大。各国历史学家怎样看待各国的历史或者怎样看待世界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来自各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或者史学方法处理历史学问题，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一次大会所确定的各项议题，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潮流。历史学研究的这些潮流和趋势，都是中国学者需要了解和注意的。各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吸取的。学习世界各国史学研究的精华，对于提升中国史学的水平显然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

 

    王晴佳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时代，即使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无法全部有效展现全球史学的新潮。但此次在济南召开的国际会议，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那就是在近年才兴起的“情感史”研究，被组织者列为大会的几大主题之一。

 

    情感史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史学流派。当代史学是否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折”（emotional turn）？这个转折与以前的“语言的转折”有何联系、而它本身又有何特点呢？首先考虑并提出“情感的转折”这一概念的是出生于德国、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的伊彦·普兰普尔。2010年，普兰普尔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对情感史研究的几位专家做了一个采访，对情感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做了细致的归纳，并提出了“情感的转折”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受访者的基本认可。但情感史研究的正式开展，则早于2010年。1985年，美国社会史家、长期担任《社会史杂志》主编的彼得·斯特恩斯和妻子凯萝·斯特恩斯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提出“情感学”研究的必要，便是一例。彼得·斯特恩斯还主编情感史研究的书系，推动该研究的开展。因此，情感史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国际史学潮流。

 

    其实，“情感”（emotion）、“感情”（feeling）和“情绪”（affect）等因素，自古以来就是考察人类行为的一个角度。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有相关论述。比如孟子讨论“人性善”，就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用人对事情的情绪反应来阐明人性（西方情感史的研究者对东方的传统一直比较重视）。但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情感有其普遍性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呢？这个问题成了情感史研究的关键。如果强调情感为人类共性而且古今皆然，那么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因为史学关注的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但是探究人类的共性，又在科学研究中十分常见。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对人的情感及其表现做了深入的探究，对情感史的研究者颇有影响。普兰普尔著有《情感史导论》一书，其中对神经科学家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讨论。换言之，情感史的开展，与医学科学研究在近年的突破，亦有关联。

 

    如果科学家是“普遍主义者”，那么史学家则更多的是“建构主义者”，亦即注重情感的生成和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目睹了纳粹主义的勃兴，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吕西安·费弗尔在1941年指出，史家应该对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重视。显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时对人们情感的有效掌控，使得后来者看到了情感史研究的必要。如果承认人的情感在某个时期可以发生突变，那么“建构主义”的视角便显示出其说服力了。德国社会学家诺贝尔特·埃利亚斯亦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驱。他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出版于1939年，描述近代的人如何在社交场合逐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的发现与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颇为类似；后者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指出，中世纪的人们情感宣泄十分直接、粗糙。

 

    但埃利亚斯和赫伊津哈的观点，却为当今的情感史研究者所无法认同，因为他们认定现代化即文明化的观念，未免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经过了“语言的转折”，当今史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各个单一的文化中，将情感的种种表现“深度描写”，找出其中的文化含义，而不是居高临下、评头论足。美国史家威廉·瑞迪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中，试图找出“情感的规则”，即一定场合下人们行为的共性（比如不分贫富，人们在酒吧的行为相对划一）。但美国中世纪史学者芭芭拉·罗森宛恩则更注意“情感的团体”，强调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单位等场合，情感表现颇为不同。

 

    情感史的开展将历史研究的重点，首次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爱情、愤怒、激情、嫉妒等）的层面，于是斯特恩斯认定其代表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方向”。因为近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先是注重精英人物的行为，而二战之后，史家开始写作“自下而上的历史”。虽然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到了大众，但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理性的行为。不过，“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开展和史家视野的下移，无疑为情感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史、性别史和家庭史的兴起，更让史家不但注意到一般人，而且是他们在“私领域”的表现。举例而言，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了史家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兴趣，因此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问题，成了情感史的一个重点，意见颇为多样。有的人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如19世纪的欧洲文化开始称颂浪漫爱情，有助于妇女（妻子）地位的改善，虽然那时的法律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但也有人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或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但也需要看到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常常无助于促进恋人之间相爱的情感，反而造成了其消亡。

 

    上面提到的威廉·瑞迪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驱。巧合的是，他于2001年出版《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的次日，美国发生了“9·11”的惨剧。近年情感史研究的开展，与这次攻击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情感（愤懑、恐惧、担忧、不安等）的表露有关。它让人们注意到，许多政治、政策层面的表现，与大众和个人情感息息相关。对于这些情感因素的描绘和分析，迫使史家采用新的手段（影像、音像等）。有位研究非洲史的情感史学者指出，她在进行口述采访的时候，往往为叙述者的情感所深深感染，但一旦将录音诉诸文字，那种苍白感便油然而生。因此情感史研究的开展，也让人思索如何在史学方法上有所突破，不再以文字表达作为唯一的手段。总之，情感史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不少新意和刺激，但挑战同样巨大。关键的问题还是，既然情感普遍存在而表达方式往往各异，那么如何探究这一共性与个性、先天与后天的问题。这不仅十分重要，而且还牵涉到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呈现史学研究的多元化。

 

    （作者系美国罗文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

 

    关于“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

 

    王育济 

 

    “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这一主题，深刻反映了网络数字技术对历史学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影响，也促使我们关注和思考历史学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问题。

 

    互联网数字技术对史学最大、最直观的影响是研究效率的大大提升。如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电子化储存，各类历史文献数据库的网络检索，以及来自搜索引擎的网页集合，使学者不再需要青灯孤影、埋首故纸，仅仅凭借一两个“关键字”就可以快速准确地寻找到所需要的史料。数字技术也使文献资源的保存更为长久，携带也更为便捷，一个小小的优盘可以储存万千图书，各种移动设备也使研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大数据时代资料来源的广泛化和精确化，使史学研究变得更为全面和准确。数字技术也加速了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历史学走进普通民众的途径、方式和速度都因数字技术而发生了改变，全媒体的传播手段和动态即时的呈现方式可以使史学研究成果实现最大限度的扩散，史学研究中的诸多话题都可以在史学界之外引发广泛讨论。

 

    历史研究队伍也前所未有地壮大，一批非职业历史学家异军突起，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如“当年明月”，作为一个非文史专业出身的普通公务员，他的《明朝那些事儿》在网络连载之后一举成名，进一步推出的纸质图书随即成为近30年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那些事”甚至成为一种讲史体裁，以不同朝代、不同历史人物为对象的“那些事”缤纷绽放。互联网时代，无数个“当年明月”凭借着数字技术的便利，似乎正在发挥着比“职业历史学家”更大的影响力。

 

    本届大会以“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为主题，表现的不仅仅是数字技术对历史学的影响，而且是历史学在互联网时代的某些“转折性”。在《中国历史评论》与新闻媒体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经说过，美国史学会提出并主持的“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因及时触及数字技术对历史学的“转折性”影响，而使我们感觉到了差距所在。虽然类似课题中国史学界也有讨论（如本次大会就有复旦大学提出的“中国史学与新媒体”的论文），但几乎不可能郑重其事地上升为国家历史学会的主题；若再进一步对比一下各国同行围绕着“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将要在大会上讨论的具体问题，如“维基解密时代的文献记录”“互联网内容与史料思想”“作为文献来源的社交媒体”“网页收藏：一种新的文献库”“数字化历史学与著者之权利”等等，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些滞后。就中国史学家而言，很难设想会将“社交媒体”“网页收藏”作为“文献库”予以讨论，但接触到外国同行的这一议题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课题的巨大价值与潜力。

 

    毋庸回避，如同任何文化转型一样，“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也伴随着数不清的负面问题。且不说“以检索代替研究”“以粘贴伪装学问”的乱象，即便是数码技术为正规学术研究所带来的“高效率”，也包含着技术对研究者的异化——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是否应该被“鼠标”所取代？一页一页故纸的阅读与互联网上的关键词检索，对学者气质、心态的塑造孰优孰劣？学者的儒雅与书卷气，历史学家的沉静与深刻，很大程度上是一页一页故纸“磨”出来的，所以在“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中，史学家基本素质的培育，仍是需要正视和考量的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评论》主编、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

 

    ■链 接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什么？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创办于1900年，每5年举办一届，除“一战”“二战”期间停办外，迄今已举办21届，是世界历史学科领域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国际盛会，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美誉。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各举办过一届外，其他18届都在欧洲举行。每届参会的各国历史学家人数不等，多为2000人左右，最多时达到3300人（1970年莫斯科大会）。

 

    ●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IAO）包括哪些？

 

    国际基督教史研究委员会、国际代议和议会制度史委员会、国际犹太史研究委员会、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国际法国大革命史委员会、国际旅行和旅游业史委员会、国际历史教学法学会、国际人口统计史委员会、国际斯拉夫历史研究委员会、国际关系史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国际委员会、国际妇女史研究联合会、写作、阅读和出版史研究会、国际社会史学会、全球史和世界史组织网络、国际军事历史委员会、国际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会。

 

    会议选题撷英

 

    专题会议（简写ST，共27场）

 

    书写行为与书写文化的历史；从马背到太空：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足球：全球化进程的一面镜子？；现代讨论中的古代晚期；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对比较文化史的贡献；婴儿潮一代？一段连续的历史；在放逐中书写历史：结构、议程、个性；新冷战研究；音乐与国家；作为干预和理念的发展的历史；历史在旅游中的应用等。

 

    联合会议（简写JS，共18场）

 

    书写印度洋的历史；冷战和福利国家；外交实践史研究的新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全球的、帝国的和跨国的视角；城市及其空间：都市研究和地图绘制的新方法；自然灾害史料编纂和比较研究；史学意识和文化中的怀旧；旧世界的新秩序？全球观视野下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东亚的传教士；政治仪式、符号和庆典；历史的使用和滥用；记忆争夺战：政治、学术和媒体之间的历史教育等。

 

    圆桌会议（简写RT，共19场）

 

    传记领域的新方法；填补海洋研究的空白；什么世界？怎样的世界史？；想象力在构建集体认同中的作用；历史和历史学——作为主体与客体的拉丁美洲：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城墙研究；共话公共史学；国家认同和世界遗产；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十字路口的国家：东西方之间；现代艺术和历史学的未来；妇女史研究前沿；东亚的现代西医；国际历史学会和世界历史；历史视野下的事件和时间等。

 

    除此之外，还安排了晚间会议：价值的转变与转变的价值：口述史中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全球范围内推动数字化的历史；历史和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