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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纪念活动中，有人对抗战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疑问。为帮助广大读者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我们特约请专家学者撰写了一批短文，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今天起陆续播发，以飨读者。
“九一八事变”是偶发事件吗？
中国东北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涎的目标。独占中国东北，是日本实现其大陆政策乃至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第一步。1927年田中内阁上台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为阻挠中国统一，日本在东北炸死奉系首领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随后又用尽拉拢、利诱和施压等手段，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张学良最终宣布易帜，暂时挫败了日本乘乱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
1930年3月，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波及日本。为转嫁国内矛盾，日本政府大肆叫嚷“满蒙危机”。1929年至1931年夏，日军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名义，到中国东北各地搜集情报，拟定各种侵略方案。日本军部据此于1930年10月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步走”方案。1931年6月，军部正式确定《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并加紧战争准备。
在关东军与军部密谋侵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军也逐步完成了在东北的军事部署。1931年4月，将驻日本寒区仙台、适应中国东北寒冷天气的第2师团轮驻辽阳；从东京调运榴弹炮置于驻沈阳的日军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北大营及飞机场；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本庄繁于8月1日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一直从事筹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侵略方案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转任作战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认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无暇东顾，国民党政府忙于反共内战，张学良率领部分东北军主力在关内参加军阀混战。日本在做好入侵中国东北的一切准备之后，接下来只是寻找一个借口。日本当局继1931年7月制造万宝山事件之后，8月又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
“九一八事变”当晚，日本关东军行动有条不紊，也充分说明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经过周密策划和准备的。9月18日22时20分，关东军在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曾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今田新太郎大尉，立即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附近的日军一部攻击驻北大营的东北军。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以土肥原贤二（时在东京）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拍发急电。这时，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本关东军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后当即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命令日军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乘火车赶往沈阳坐镇指挥。19日零时50分，驻沈阳的日军部队兵分三路向沈阳城区进攻。4时45分，驻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日军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至此爆发。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吗？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这纯粹是一种粉饰侵略、扰乱视听的谬论。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假想敌，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前提条件都是要先打败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日本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
7月7日晚，日方后来虽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提出要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中方拒绝。日本挑起“七七事变”后，为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决定。1937年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作出《形势判断》，制定《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从“七七事变”后形势发展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绝不是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变也不是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天皇、政府和财阀的共同意志；其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和谈”还是战争谎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方不断向中方发动诱降攻势，主要有：船津工作、陶德曼调停、宇垣一成与孔祥熙秘密交涉、桐工作、司徒雷登工作、钱永铭工作、缪斌工作、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秘密联络等。所有谈判虽系日方主动之行为，但其目的是确保日方侵略中国之成果和扩大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一部分，说这些行为是“和谈”，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日本发动诱降谈判的目的之一是稳定中国战区局势，及早从中国抽出大部分兵力，扩大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军方认为能够迅速灭亡中国。然而，结果是日本被迫在中国内地投入军力的绝大部分，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1939年9月，欧洲战争大规模爆发，在亚洲有众多殖民地的英美遭受德国沉重打击，日军急于南下夺取战略资源。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把主力抽调出来南下，成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方通过多种途径，打着所谓“和谈”的幌子，加紧向国民政府发动诱降攻势。
谈判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成果。比如，1937年12月，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方提出九项条件是：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及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而设定适当的机构，并对该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以达成日“满”华经济合作之实；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同；六、中国应确立防共政策，协助日“满”二国贯彻该政策；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定非武装地带，又在大上海市区域由日华共同合作维持治安及发展经济；八、日“满”华三国应缔结有关资源开发、关税、交易、航空、通信等所必要之协定；九、中国答应对（日本）帝国赔偿。1939年底，日本实施桐工作计划，提出：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华北等地驻兵；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四、蒋汪合流；五、联合开发长江下游及华北；六、国民党向日本聘请军事顾问。这些条约招招是亡国灭种的枷锁镣铐，哪有什么和平而言。
史实充分证明，所谓“和谈”，不过是日方在其武力征服不能达到目的时，采用的外交策略，是卑鄙无耻的战争谎言。如接受日方的条件，大好河山将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成千上万人民将受日寇奴役，德意日法西斯的气焰也必将更加嚣张。时至今日，仍有日本右翼分子拿“和谈”说事，意在搅乱视听，混淆概念，推卸战争责任。对于发动战争，残害百姓的侵略者，实在不配用“和平”一词，也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的罪责推脱。（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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