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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对生态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热，日渐深入。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先行者，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自1983年加入联合国布伦特莱委员会至今已30多年，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大量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与建议。近日，由他主持编写的全球首部针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目标制定的专业研究《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即将面世。本报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就报告编纂背景、主要内容、突出亮点、世界意义等展开对话。
1 记者：牛教授好。我们知道，由您领衔编写的《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即将出版。这是全球第一份针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目标制定的专业研究。报告的筹备与编写历时三年多，最终确定在2015年推出，是出于什么考虑？
牛文元：早在2012年纪念里约地球峰会2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策划编纂全球首份世界可持续发展报告，并选择在2015年正式发布。现在，经过比较细致的准备，报告得以如期推出。
之所以选择2015年，是因为它在世界上是一个独特的年份：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执行的最后一年，更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为“可持续发展之年”。
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日益深入。2013年，联合国批准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专门拟定全世界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最终拟出17项目标及相关169个具体子项。后经国际科学理事会等做出了专业评议。2014年12月，潘基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2015年后发展议程讨论综合报告，发表了题为《在2030年前通往尊严之路》的演讲，希望集中研讨这些目标与任务，尽快促使各国达成共识。
为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所规定的目标和任务，今年计划召开几次高级别国际会议：7月6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已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并在部长级会议上正式发布《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对全球和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最终评估；9月，可持续发展特别峰会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12月，将在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
中国对此反应积极。2015年5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和各国常驻代表团提交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中方立场文件。作为学者，作为负有咨政建言使命的中科院智库团队，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这一专题进行评论并发表观点。同时，我们特意将研究视域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展示我们的学力与水平，彰显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理论担当。我们在长期研究中强烈意识到：中国智库必须有学术自信，要走出去，要“睁眼看世界”，要敢于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对世界作出独立的评价。
2 记者：您刚提到，中国智库应当睁眼看世界，对世界作出评价。具体到这部报告，或许有人会问：中国学者推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评价，底气何在？
牛文元：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中，从政府行动到学术研究都可圈可点，这也是为世界所公认的，并且成了我们编纂此报告的强力支撑和心理基础。
首先看国家行动。1994年，中国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第一个发布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次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写入党的文件。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意识、政策制定和行动能力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中国的人口政策帮助全世界“60亿人口日”向后推迟了4年；从1990到2011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4.39亿，对世界反贫困作出巨大贡献，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好的国家，凡此种种均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再看学术研究。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称布伦特莱委员会)，在全世界聘请了二十几位专家参与研究，其中就有中国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的马世骏院士。马先生主要从事蝗灾治理，为了更全面地展示宏观视野，他特别邀请刚从美国访学归国的我一道参与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工作持续到1987年，发布了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亦称布伦特莱报告）这一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奠定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框架，全世界目前所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是以此为标志的。
在委员会工作的四年中，马院士与我多次撰写报告，阐述我们的观点和建议，大致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二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公平正义”；三是关注重大的世界性“人与自然”关系；四是国际间的合作。在布伦特莱报告公布时，其中的2.5项建议被采纳。此外，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独立提出与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生态学方向并列的系统学方向。同时，对于“可持续发展科学”，形成了具有深层次内涵的中国学派。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宣称：在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进程中，中国学者是有贡献的。
1994年，在周光召、李政道发起下，我们主办了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高层研讨会，由我担任组委会主席，当时中国关注该领域的官员与学者几乎都参加了。其后我们出版了会议成果《绿色战略》。1994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
1998年，我策划并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本《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每年一卷，持续至今，国内外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04年，由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担任总主编，我作为执行总主编，编著了大型文献著述《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在全国180多位专家努力下，到2007年出版了20卷本（国家卷），被称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百科全书，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我也因此与意大利总统钱皮一道被授予“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成为发展中国家获此奖项的第一人。
中国政府和学者始终关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尤其对可持续发展从行动到科学的演进与归纳，投入了大量心力。我想，这也是我们编著《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最坚实的基础。
3 记者：60多万字、300多页、七大章的报告，内容之厚重丰实可以想见。可否请您概括一下这部报告的要点和亮点？
牛文元：《2015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包含四大版块：理论篇，集中表达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科学”中的独立见解；主题篇，集中表达了对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所涉及的战略目标、自然基础、人文基础等的系统观点；指标篇，将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等五大系统整体纳入指标体系的定量思考之中；统计篇，应用联合国统计局、世界银行、UNDP三大数据源，计算出全球192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报告还特别提出了全球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所面对的五个新挑战：重新评估并制定目标体系；迎接全球网络化；充分关注国家GDP质量；寻求统一的定量标志；深化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研究。
《报告》在以下6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一、整体推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中国学派，总结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两大主线、三个元素、四个方向以及求取可持续发展内部逻辑自洽的“三度”原理，并应用这些理论首次全面评价各国可持续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目标预期。
二、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拉格朗日点”原理，并依此定量计算了世界代表性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间表”。
三、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开放工作组”所拟并将提交联合国特别峰会的17项目标与169个子项，以及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对此所做的专业评议，提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判断。着重指出原目标设计“不分国别、不考虑发展阶段、无选择性排序、不明确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等的缺失，重新对“全球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家”等五大类国家提出了更具针对性、更符合发展实际并具有优先次序选择的目标组合。
四、《报告》始终坚持中国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系统学方向”，独立设计出完整的指标体系，应用国际公认的数据，在全球首次定量计算出192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
五、在世界上首次推出独创的测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资产负债表”，并据此列出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净资产”雷达图。
六、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可能遭遇的全球挑战进行了全面梳理。
4 记者：“在世界上首次定量计算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间表’，”我们很好奇这个时间表的结果，请您介绍一二。同时，这些结果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牛文元：根据我们计算出的时间表，目前世界上最早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是挪威，大约在2040年，距今25年。
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美国进入可持续发展门槛的时间在2068年，距今53年。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进入可持续发展门槛的时间是2079年，距今64年。
世界最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定标准的国家是非洲的莫桑比克，大约在2141年，距今126年。
由上，世界最早进入可持续发展与最后进入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年限相差101年，大约一个世纪。
制定时间表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抵达可持续发展“拉格朗日点”所需要的时间，并在设定的前提下完成了计算。《报告》对进入可持续发展门槛的前提设定是：“无世界大战发生、无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无全球性国际治理结构失控发生、无全球性网络灾难发生、无全球性不可控事件发生。”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拉格朗日点”？这本是天文物理中的一个概念，指对一个卫星而言，太阳和地球的引力都处于临界最弱、以至于卫星能够保持相对静止的特定交叉点。我们移植并重新定义这个概念以衡量可持续发展。在该点上，能够表现出三个平衡：人类活动强度与自然承载力的平衡（自然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经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社会平衡）。三大平衡的理论解就归纳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拉格朗日点”。只有当自然平衡、经济平衡、社会平衡都符合拉格朗日点时，我们才能判定一个国家基本迈进了可持续发展的门槛。由此制定出一个国家进入可持续发展门槛的时间表。
5 记者：理论的推导，很有说服力。最后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本身。从提出到今天，这一概念是否也在不断深化？应该怎样科学理解其内涵与表现？
牛文元：我在报告中用三句话来概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是一个行星对于自然系统的整体关怀；这是一个世界对于发展道路的审慎选择；这是一个时代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三句话点明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全球共识、文明内涵。
自1987年联合国布伦特莱报告公布至今，我们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内涵上凝练出三大共识：坚持科技创新克服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递减，即寻求发展的“动力元素”；坚持财富增加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即维系发展的“质量元素”；坚持优化制度安排增加社会管理的理性程度，即体现发展的“公平元素”。只有当三大元素实现交集最大化时，才能全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真谛。阐释这三大元素，可进一步理解成：只有当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只有当人类在当代的努力与对后代的贡献相平衡；只有当人类在思考本区域发展的同时能考虑到其他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时候，才使得可持续发展具备坚实的基础，并将这一理念提升到科学的新阶段。
可持续发展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完成就可以实现的，它是一个综合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治理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要求出发，也从全球共识、哲学建构、文明形态的理性化总结出发，全方位涵盖“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协调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包含在整个时空演化的谱系之中，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框架，力求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获得最大价值的“满意解”。
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外部响应”，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如果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进化，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内部响应”，集中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只有在和衷共济、和平发展的氛围中，才能求得整体的可持续进步。从而彰显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和共同性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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