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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仍然可观；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不过，经济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面对“一带一路”规划、“中国制造2015”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带来的新机遇，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应该如何作为？
7月18日至19日，由复旦大学和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主办、光明日报作为战略媒体合作伙伴的2015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围绕“新常态·新机遇·新挑战”这一主题，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拥有丰富经验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深入交流思想，努力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为世界提供更多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中国智慧。
从国家发展到企业经营都离不开管理学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理事长 徐匡迪
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后出现的状态，既对各方面带来新的挑战，又蕴藏着各种机遇。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中高速阶段演化。一方面，我们仍需积极应对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等诸多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所以也面临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巨大潜力和回旋空间，中国经济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信心、有实力化解经济成长中的烦恼。
经济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积极主动开拓创新。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到“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发展中国经济、更好地改善民生。
对中国管理学界来说，目前全球复杂多变的形势，既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也催生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将目光投放到如何抓住并利用发展的有利机遇，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规避风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国家发展战略到企业经营策略，都离不开管理学的探索、创新和突破。我们要对管理学各领域理论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已经碰到或者将可能碰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更多地研究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探索创新管理学为发展贡献智慧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 朱之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互联网+”行动计划，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不确定性增多，我国经济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因此经济增长动力和下行压力并存。
管理学迎来了时代给予的课题：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面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征，企业如何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如何抓住国家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规划的宝贵机遇，着力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如何顺应“互联网+”加快发展的新趋势，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如何调动全社会的创新要素，更好地激发各行各业的创新潜力，开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局面？
回答这些课题，需要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认真探索、努力创新，实现突破，为中国的发展贡献智慧。
构建智能制造的制度基础
工业与信息化部原副部长 杨学山
中国有着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多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从非常原始的状态跨越到智能制造的新领域。我对智能制造的思考和体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分析背景，辨析智能制造的发展本质。从技术角度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一次产业进步背后主要的动力来源于技术。智能制造的变化核心是关于智能的技术，与智能制造合在一起推动着制造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传感技术和物联网，内容技术、软件技术和系统技术，以及网络的技术，推动着智能制造从原来的自动化上升到智能化。
“两化融合”不仅要通过信息系统把企业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且要和信息技术、企业的战略目标、核心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从局部走向全局，为智能制造打下了十分清晰的技术路径。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今后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新技术体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在技术的推动之下，可以和能源材料一样成为制造业发展并驾齐驱的重要资源。这场变革是历史的变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第二，全局思考，把握智能制造的发展方向。智能制造产品的变化就是产品的数据化和智能化。技术环境的变化使人们产生了新的需求，技术的进步使得需求可以变成现实，进而带来智能产品在各领域的广泛出现。制造过程正在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即“机器换人”。制造方式变化了，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组织架构、领导和员工的角色都会发生变化。智能制造的基础是智能工厂和智能化的生产线，但是在网络、技术、需求的支撑下，顾客的需求决定供应，新的制造模式已经产生，制造业、服务业的边界完全可以打破。
第三，理性应对，把握智能制造的发展机遇。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针对工业革命产业的发展规律，总结出“基础结构、认知路径”八个字。“基础”分为技术基础、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认知路径”即发展的规律是否清晰，是否沿着正确的路径。对中国这样的制造大国来说，需要认真梳理各个行业的基础技术，并衡量是否对其做到真正掌握。政府、企业、学界要共同研究、共同探索有利于智能制造发展的制度基础，一方面包括企业相关的制度，另一方面是社会如何为新的制度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形成真正可操作的路径。
从供求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编辑 秦 朔
从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数据来看，下行压力依然非常大。特别是很多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改善，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也很大。与过剩和无效、低效产能对应的这部分资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负担，它无法提供好的回报，而在吞噬新的资金注入，并抬高整个中国经济的负债水平。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新需求，据统计，今年1～5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增长17.1%，电信业务总量增长22.5%，上半年互联网零售额增长39.1%，邮政业务总量增长32.1%，其中快递业务量增长43.3%，就说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传统供应模式跟不上新需求的发展。比如从消费角度来看，过去的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而现在个性化、多样化、好品质消费渐成主流。
从供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危与机并存。新的机会和空间在哪里？一是来自空间布局的优化，比如国内的几大经济带和新型城镇化，外向型的“一带一路”战略等。二是制造业升级，推进工业和信息化的融合，促进制造的网络化、智能化、定制化、服务化，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三是服务消费的空间非常大，从原来的衣食住行，到现在的旅游、网购、教育、娱乐、医疗、养老、健康等等。四是新兴产业，国家在这方面有详细规划和全面布局。加上简政放权的改革和加大对内对外的开放，新的趋势正在发生，新的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新技术革命为未来新一轮发展正在蓄势。
“过剩”背后是危机，新需求带来新生机。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变革，要用新的思维连接新的市场，发扬企业家精神，焕发内生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持续带来好的商品和服务，激发需求、满足需求。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思维面对新的需求，颠覆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流程和方式。互联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用参与感、个性化、求极致的方法去理解产品，用社交、移动的角度理解媒体，用智能、服务和定制的方法理解制造，用人格化、拟人化的方法创造品牌，用娱乐的方法理解消费场景，用扁平化和平台化的方法去理解组织。互联网思维是一个系统，可以贯穿在企业涉及的所有环节，企业不只是单纯做产品，而是可以从产品到智能产品，到互联产品，最后形成生态圈。所以，未来真正有价值的资产应该是数字资产、用户资产、创造力资产，企业真正的能力是发现新市场的能力，及做好产品的能力，构建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的组织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有巨大潜力，当前面临的危机实质是供求失衡危机、生产过剩危机，而生机在于根据新需求去创新。大规模、低差异的商品化时代正在结束。由于中国各地区差异很大，所以有足够的韧性和空间去兼容很多类型的产能，使得去库存的压力可以有更长时间消化。在“转危”方面，政府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要“创新”，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则更多需要依靠微观经济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需要市场的决定性的力量，政府主要是营造好的环境，提供好的公共产品与制度供给。
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体，在中国经济转型中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相信80后、90后甚至00后们将焕发生机，他们不仅代表了新的消费需求，而且作为在互联网时代跟全球信息充分交流的背景下生长的新一代，他们将更有力地引领中国经济的新成长、新勃兴。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吐纳功夫”
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理事 石齐平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怎样的思维逻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多数国家出现如下现象：人口老化，不仅经济活力减弱，需求面也大幅缩小；贫富差距拉大；去泡沫化，在市场经济巨大泡沫缩小的过程中，需求无法体现。中国的问题也一样。中国本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和羡慕的国家，因为13亿人口产生巨大的需求，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很多需求只能是潜在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全球需求不足，中国需求也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看到一些机遇。首先，存在一种需求，既不是“外需”，也不是“内需”，我将它称为“亚需”。中国周边的20多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有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而且非常庞大。高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亚需”。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已经启动，什么时候到达终点还不清楚，但是用什么方式加速这一进程，无疑是中国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美国担心10到15年以后被中国取代，中美博弈已形成一个越来越密不透风、压力增强的包围圈。对此，中国的战略无外乎三种，一是“做活”，二是“打入”，三是“突围”。“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目前还在逐渐发展之中。假设“一带一路”战略在未来得到成功，会产生什么效应？会出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心—边陲”大翻转。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将有助于冲破包围，原有的“中心”和“边陲”概念将被颠覆。这其中，高铁的贡献不可忽视。
最后我要说，这个大战略面临着一种考验：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概念，“上合组织”“金砖五国”“高铁”“互联网+”等等都跟“一带一路”战略有关。我们应记住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当年郑和下西洋，郑和是一名佛教徒，与郑和同行的人员当中不乏穆斯林，很多水手信仰道教，还有的人信仰妈祖。他们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每到一处皆能尊重当地文化。所以，“一带一路”战略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中国的“吐纳功夫”。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吸引其他国家进入，这是“纳”。“纳”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文化。“吐”的也不仅是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有我们的优秀文化。这体现我们的包容性。
中国电商及户联网的发展趋势
1号店联合创始人 于 刚
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不管是在线销售的总额还是占社会总零售的比例，以及增长速度，都全面超过美国。
电子商务发展有很多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十个。
第一，移动购物。智能手机的拥有量目前已达到8.15亿部，从今年开始，移动购物会超过PC购物。移动购物的用户行为是不一样的，他们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购物，购买的频次更高。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有很多特性，比如扫描、图像和语音识别、定位、设备间感应等功能，让顾客随时随地随身进行购物。智能手机成为器官的延伸，催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第二，平台化。为什么大的电商都在建设自己的平台？首先，顾客希望一站式购买满足所有的需求；其次，电商做大做强之后，拥有较大的流量，除了自己发展之外，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去增加商品品类、扩展地域覆盖、补充新的商业模式等，又会引来更多的顾客，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电商向三、四、五线城市甚至乡村渗透。这些城市购物不便，物流不便，还有很多的商品不可得，而对电商来说，只要物流能到达的地方，都可以购物。
第四，物联网。物联网将人与人相连，人与物相连，物与物相连，人与服务相连，连接一切。比如把牛奶放进冰箱时就能通过扫描得知何时购入，保质期是多久，喝完之后可以提醒购买，甚至自动下单。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场景就可以实现。
第五，社交购物。有一种代购的模式，依靠“海外买手”，把看到的商品用图片发出来，顾客马上可以下单，这是实时的“社交式购物”。这种购物模式使顾客足不出户便可以购买任何国家的商品，可以请人代购，发到朋友圈，可以点赞，可以立即购买。购物形式改变，人与人的互动可以在购物过程中实现。
第六，O2O。我们经历了几个时代。最早是“单渠道时代”，水泥加砖头的商店覆盖一定的物理半径，商店里有什么顾客就只能买什么，这是实体购物；有了PC之后，大家在网上购物；现在又加上了智能手机，顾客可以随时随地购物，商家要通过所有的渠道去抢顾客。传统零售和电子商务是互补的，每一种模式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在我看来，两种商业模式将来会有机融合。
第七，云服务及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最近的调查发现，80%的传统零售企业都在做电商，可以自营，也可以依靠现有的电商企业提供服务，即云服务和电商的解决方案。优秀的电商会开发大量的能力，如仓储、采购、配送、金融、系统、数据等能力，这些都可以为传统零售商提供电商的解决方案。
第八，大数据应用。我们很早就推出一个试用中心，免费送出试用商品，要求顾客反馈，得到很多顾客数据。这些数据价值非常高，帮助我们锁定目标客户，探索营销手段。而且数据本身也在升级，原始零散的数据经过有效的过滤，价值不断提升，有效呈现，并用数据模型、决策优化模型描述出来，指导未来的决策。
第九，精准化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大众营销的方式正在走向灭亡，正向“窄众营销”过渡，将来应该是千人千面的精准化营销。商家必须精确地了解不同顾客所拥有的不同特性。
第十，互联网金融。平台企业的作用就是提供舞台、灯光、音响，通过宣传把顾客吸引过来。商家为大众服务，独立的服务商又为这些商家服务，互联网金融服务对象是大众顾客、供应商、商家以及合作伙伴。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曹继军、颜维琦整理 摄影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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