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在“8·15”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即将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吞并中国的严酷形势，曾经一盘散沙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组成全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钢铁长城，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精神和成功经验垂训后人、启迪来者，深入研究抗战历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记取阐扬。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挽救民族危亡，服务抗战大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政策，结果是东北沦陷，华北主权尽失。
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此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基。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在东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游击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在西北，中国共产党同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支持和帮助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抗日同盟军。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团结抗战摆在了第一位。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提出“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2］“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3］，“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泛的基础，《决议》宣布，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调整了对富农、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华侨的一系列政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引下，初步实现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对国内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激化，中共中央敏锐把握时机，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中共中央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区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共与华北地方实力派之间初步建立联合，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力促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只有实现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不久，日本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淞沪战役拉开了序幕。在日军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在中共的促使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提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形成。
由此可见，救亡图存作为全民族的迫切愿望，也就是当时党的中心任务。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则是统一战线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功能。统一战线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就能发挥“法宝”作用。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成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并且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汇成了全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洪流。
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坚持团结抗战，积极争取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支持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主动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建立起团结合作关系，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破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局面，赢得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理解、认同和拥护。如1939年至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支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建立，还特别支持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
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坚决抵制卖国投降，反对分裂国家，反对独裁统治，积极宣传抗日理念，真心拥护并努力巩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救国出力献策、驰骋抗日疆场，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国各阶级阶层的民众也空前地团结起来，各社会团体自觉地组织起来，以各自的方式和行动参加抗战。解放区广泛动员全力支援前线，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根据地的经济基本自给，为持久抗战奠定物质基础。国统区人民群众把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支援前方抗战。沦陷区不愿做奴隶的中国民众以各种形式同侵略者展开斗争。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心怀祖国，踊跃参加和支援祖国抗战。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场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汇聚起全民族抗战的宏伟雄力，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十分广泛，既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还包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因而，领导权问题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全国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领导权。
中国国民党当时是掌握全国资源的执政党，拥有200多万正规军，但国民党顽固派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实行了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尽管改革有利于抗日，也一概拒绝，不给人民参加抗战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条件。这种片面的抗战路线，只能招致严重失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中共相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坚持团结合作，推动国民党进步，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从政治上和宣传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活动进行深刻地揭露和声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在国际国内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浪潮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不得不收敛其反共的内战行为，时局的逆转得以阻止，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得以维系。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敌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决定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和在敌后独立自主发动游击战争的方针，及时大胆地向敌占区进军，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在敌后展开，独当一面，开辟了诸多敌后抗日战场，例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并在敌后坚持持久战。敌后战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凝聚和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变着敌我力量对比，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拖住了大量的日本兵力，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两个战场的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奠定了中国持久战的基本战略格局和抗战胜利的现实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夯实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中共中央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即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军民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实行民主的正确路线和模范行动，赢得了民心，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凝聚起来的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伟力奠定了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坚实基础。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的启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精神和成功经验，对于新形势下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一）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发挥法宝作用，促进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出于追求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才能够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消极因素转化过来，保证了抗战的彻底胜利。
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十年内战”前嫌，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团结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切愿意抗日者在内的全民族力量，风行草偃，天下景从，共同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时期，这仍然是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更加需要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二）始终紧紧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保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艺术，统一战线才能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
正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倡导、促成、维护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统一战线也被确立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中央就统一战线发出了四百多份文件、电文（包括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文章），基本形成了统一战线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统一工作方法也逐渐成熟，进入化境。
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做到“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通过不断求大同存大异、求大同存小异，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救国就是当时的政治底线和最大共识，守住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实现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不同阶级的大团结、大联合，形成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局面，终于以巨大的牺牲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坚持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发扬民主、广泛协商，可以使统一战线广大成员更加普遍地认同党的主张，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跟党走。正是有了党的政策的正确、党的组织的强有力、党的模范作用以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才有了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地位的实现。正是通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才团结起全国各族人民，成为了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四）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在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如何，要看交朋友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畏友。抗战时期，我们党通过对党外人士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赢得了民心，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孤立顽固势力，积累、形成的好经验和优良传统仍然值得记取。
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继承和发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继续发挥凝心聚力的法宝作用。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2］《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52页。
［3］《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63页。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