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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的钓鱼城，是我国古代战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1243年春，南宋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按照“城塞结合、军政结合”的战略防御思想，在扼守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三江交汇处的钓鱼山上筑城，将当时的合州和石照县的治所迁入城中，屯兵积粮，广纳贤才，由此拉开了钓鱼城长达36年的抗蒙守城的序幕。1258年，蒙哥汗挟西征欧亚非40余国凯旋的威势，兵分三路伐宋，次年2月兵临钓鱼城下。鏖战5个月后，蒙哥汗被钓鱼城守军的炮矢击伤，不久便去世。蒙古大军内部出现分裂，整个欧亚格局随之改变，钓鱼城因此又被中外史学界誉为“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城”。
钓鱼城西部的巨大岩石顶部有一片开阔地，这就是著名的“九口锅”遗址。“九口锅”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原来裸露的约1000平方米的遗址上，有建筑基槽和柱础的遗存，其间还分布着9个磨制光滑、圆心犹如柱础的锅状凹坑。很多专家认为，“九口锅”是宋蒙之战时的兵工作坊遗址，这些锅状凹坑就是当年碾制火药，制造铁雷、火炮等大杀伤力武器的地方。“九口锅”于是又有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的称号。
“九口锅”前身引争议
“九口锅”真的是兵工作坊遗址吗？也有一些专家持不同观点。近日，2015年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召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钓鱼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袁东山在会议主题报告中指出，从“九口锅”遗址发现的唐宋清三代叠加形成的建筑遗存，可以初步判断这里在晚唐曾是大型寺庙建筑，宋蒙之战时很可能是钓鱼城的前敌指挥所甚至是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在清代，则是附近民众抗击白莲教的重要场所。
袁东山说，考古发现锅状凹坑周围分布着4个为一组的柱础，还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的基址，可以推测这些锅状凹坑和柱础是为搭建两层以上的较高建筑，而不是碾制火药；从“九口锅”遗址所处的环境来看，也容不下造火药的地方。有考古专家判断“九口锅”为钓鱼城“前敌指挥所”甚至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其依据主要有三个：一是地理位置。“九口锅”位于钓鱼山顶，东、西、南三面俯视嘉陵江，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二是相关遗存。宋蒙两军在钓鱼城共发生大小战斗200余次，如果“九口锅”为兵工厂遗址，应该能在钓鱼城内外发现一定数量的火药和金属兵器遗存。三是宋蒙军队在钓鱼城战斗中更多的是使用冷兵器。在钓鱼山下的多处战斗遗址，考古队也发现了众多海碗大小的卵石。卵石是冷兵器时代的“先进武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九口锅”并非炼制火药之地。“九口锅”的巨石呈凸字形，仅边长就有20米，这些证据显示，这里就是当年的战区指挥中心。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强和张文等专家认为，宋蒙钓鱼城之战处于“冷兵器时代”的观点值得商榷。马强说，南宋正处于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重要阶段，早在北宋仁宗时期曾公亮所著的《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一种叫“霹雳炮”的重型杀伤性武器。这种“霹雳炮”以火药为爆炸物，以瓷器碎片为弹丸，以巨竹为炮筒，主要用于通过较远程发射对付攻城之敌。南宋末年著名的涯山海战中，宋元双方都使用了以火药发射并通过爆炸杀伤敌方的“火箭”。文天祥被俘后在元军前敌主帅张弘范的战舰上目睹海战的情景，写下了“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的诗句。张弘范则以“炮轰如雷，矢下如雨，龙骇鱼惊，蛟奔鲸遁”形容此次海战。早期火炮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马强认为，炮战在钓鱼城防御战和重伤蒙哥汗并致其死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钓鱼城的“炮”并非一些学者所说的抛石机，而是有火药爆炸杀伤力的“火炮”，至少也应该是混杂了火药爆炸物的“石矢”。张文认为，“九口锅”是否为碾制火药的兵工作坊，尽管因为没有火药残存等原因而有争议，但与钓鱼城同为山城防御体系“八柱”之一的白帝城出土过宋代火药罐实物，可以作为钓鱼城拥有火器的旁证。钓鱼城为当时四川战区的焦点，战争规模最大，战况最为惨烈。如果白帝城和其他与钓鱼城互为犄角的山城都拥有火药武器，钓鱼城无疑也应该拥有火药武器。张文说，史载蒙哥汗是筑望楼窥视钓鱼城并指挥攻城时被击伤，从钓鱼城周边山势地形来看，可能筑望楼的地方都远在抛石机的射程之外，而宋代的弩箭“少则百步，多则三里”，并可施以火药发射。所以，蒙哥汗最有可能是被弩炮击中或被弩炮的冲击波所伤。
目前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钓鱼城管理局研究所原所长池开智认为，钓鱼城中应该拥有大规模的火药制造场所。他认为，根据“九口锅”遗址与南宋时期其他城防遗址的对比，这里最有可能是碾制火药的地方。只不过因为是裸露的岩石，在千百年雨水冲刷后，没有留下能够成为判断依据的残渣。
“九口锅”遗址旁的旅游指示牌上，明确写有“兵工作坊遗址”和“中国现存最早的兵工厂”。不过长期致力于钓鱼城保护性发掘的合川区，对“九口锅”到底是“最早兵工厂”还是“前敌指挥所”持超然态度。合川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长程卫说：“钓鱼城内还有大量的地方等待考古发掘。可以肯定的是，参与研究发掘的国内外专家越多，发掘出的遗址遗迹越多，掌握的历史线索越多，我们离历史的真相就越近。”
（本报记者 张国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