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探险生涯》伴我做“牧马人”

    解放初，我的父母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从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初中）直到人大附中（高中），我都在中关村附近上学。1966年该考大学了，红卫兵走上了街头，从此无书可读，无学可上。1968年，新疆的伊吾军马场在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招收了108位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离开家乡北京，不远万里前往天山脚下做“牧马人”。

    即将离开北京，我准备了唯一一件行李，一个帆布箱子，里面装的主要是书籍。装好了书，箱子已经满满当当，母亲在书的上面硬塞进一条毛毯。这一箱书，其中有我正在阅读的《聊斋志异》、俞平伯选注的《唐宋词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册），中学期间看过并且爱不释手的《奇婚记》《圣彼得的伞》《船长与大尉》，一直想读但没有机会去读的《苦难的历程》《日瓦戈医生》，以及那本恐怕是影响我一生的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

    尽管时过近半个世纪，对于那些书籍我记忆犹新，它们曾是伊吾军马场的北京与乌鲁木齐知青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是父亲的好友冯至伯伯赠行之物。临行前，我向冯伯伯告别。听说我去新疆，他特意送给我这本书，并且说：“这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写的在新疆的探险发现。工作之余你读读，可以加深对新疆历史文化的认识。”从此，这本书就伴随我从北京前往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北京，成为我进入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通行证”。

    当时在伊吾军马场，有数百名知青，其中我以读书多、藏书丰闻名。书，是知青的精神财富。除了从北京带去的书，无意中我还发现了军马场的地下“图书馆”。

    有一段时间，我曾被借调到军马场场部协助宣传部门工作。分配给我的临时宿舍原来是库房，房间里有两个拼在一起的大木箱子，那是我的床。一天我正准备挪挪木箱，意外发现里面全是书：“破四旧”期间从全场职工家里收缴的“毒草”，都存在其中。当晚，我抱着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进入了梦乡。

    随我奔赴新疆的那一箱子书里，有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那是俞平伯先生送给我父亲的一册校样。而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重要段落我在到达新疆之后的不多日子里已经可以背诵。游先生是我家的邻居，自幼我就经常面聆教诲。这样，宋诗、宋词，成为双璧。那之后，我开始自视为钱先生、俞先生、游先生的“私淑弟子”了。

    在远离家乡的军马场做“牧马人”，环境陌生、工作艰难，时间却相当宽裕，那两只大木箱就像两个宝库，成为我的精神家园。条件艰苦，不在话下，有书可读，则决不会感到孤独寂寞。天山、巴里坤草原、松树塘、古道人家……是我们的“课堂”，老师则在心中。只要你想学习，就不缺什么了。书籍，是我们与家乡、学校的结系部位。

    大木箱里的丰富书籍，是新疆历史文化的“教材”，其中有《左文襄公在西北》《中国经营西域史》等在北京也难得一见的名著。我们这些“牧马人”在每六天之中，只有两天要追随马群放牧，其他时间则是看守马圈、巡视牧场。有书可读，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也等于进入了新的教室。

    唐代文学家韩愈有一联古诗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在我来说等于是接受“再教育”的标志。

    自从到新疆成为名副其实的“牧马人”，我就逐步进入了双重的学术领域：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研究、丝绸之路西域区域的研究与考察。书，是这一切的立交桥与指路牌。

    今天再回忆起这一切，我仿佛重新走上了丝绸之路，天山脚下的军马场不是此生学习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