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开在坟头上

    有些花朵，是从坟头上长出的。

    几年前，我坐高铁去上海，然后转乘飞机到贵阳。浑身包裹铁甲的火车，昂起一颗子弹头似的头颅，笔直地射向时间深处。偶尔瞥见窗外大片大片的平原上，密密匝匝地挺直腰杆等待成熟的麦子中，隆起一座又一座坟头。

    在我的北方故乡，平原上一年种两季庄稼：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就在小麦或玉米的包围中，一座座坟头自平地隆起，它们并不孤独，隔上不远便有一座，风吹过，谁喊上一声彼此都听得到。有时几座相互依偎在一起，像围着火炉烤火取暖，它们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它们挨得是如此之近，无须借助长脚的风，要说啥仅仅窃窃私语就一个不剩地全听得见。在它们的周围，甚至头顶，生长着一棵棵树，有柳、桑、榆等。这些树往往是从一根根又粗又短的枝干开始的，它们被亡者最亲近的人弯腰拄过后，随手插到土中，晒着阳光沐着风雨萌芽，直至枝繁叶茂，荫庇着地下被根系缠绕的先人。

    但此刻，我看见坟头上长着一束束鲜花，红一朵黄一朵。火车跑得太快了，红的黄的鲜花曳着一缕细细的影子一闪驰过，不容我细看，又一缕掠过。这是四月的平原，阳光在每一针麦芒的睫毛上舞蹈，雨水在每一寸土地的肌肤间歌唱，遍地滋滋拔节的是思念。鲜花也是盛开的思念，它们先被泪水，又被雨水反复浇灌和催开，内心里那朵火焰越烧越旺，最后在灰烬中枯萎。在坟头的身边，以至于更远的周围，都是绿的草青的麦，这点红和黄是漂在绿色波浪上的浮标。

    重返我的出生地黔南山区，这儿埋下了我的胞衣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从春到冬，稻田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水涨水落又涨又落。稻田中没有坟头。它们都抬腿走到了山脚下，身旁是山民辛苦刨出的薄地，种着红薯和玉米。也是在四月，漫山的映山红放火“烧”着了山，那些陈年的坟头上覆盖着青青荒草，有的羞答答地开出各色小花，有人采来一大束映山红，插在坟头顶上，像风中悬起一盏灯；一些新坟头上一竿青竹挑起柔若无骨的纸幡，迎风哗啦啦地招摇，新鲜湿润的泥土掩埋着四月的哀思，坟头顶上的那束映山红仿佛是新生命掀开的盖头。

    北方还有一种花，谁都见过它，却没人注意它，它高高擎起自己，承接着岁月的落雪，像一个人须发皆白。它因为与“聪明”的“聪”同音而被信手借来，与那些枝干一起栽到坟头上，落地生根，期望着后人个个聪慧明理。随后没有人去理会它，它稠密的根须向四下突围，长着长着就老了，头顶开出球形的小白花，像开败的蒲公英，风鼓起腮帮子却带不走它细碎如针脚的思念。它就是一日三餐调味我们生活的葱。静静绽开的葱花当然也是鲜花。

    日出日落中，有些人靠着自己的地吃着自己的地，他们每天虔诚地面朝土地春种秋收，像面对自己的爹娘，他们的一世在耕耘中悄悄地走到了尽头，他们的血肉和骨骼最终埋入了这片被自己汗水浸透与影子掩隐的土地，土地扒开自己一口就吃掉了他们的一生；还有一些人，他们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欣赏着日出日落，一个个日子自东向西优雅地沉降入大地，他们看上去与土地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的一粥一饭、一衣一缕、一砖一瓦，无不来自于土地的恩赐，他们同样一世都在吃着土地，最终同样会被土地一口吃掉。因此有人彻悟地总结：无论是谁，都从母乳头开始，到地乳头结束，这是他一生躲不开的宿命。

    你说眼前这些坟头像不像一个个乳房？我们常把土地比作母亲，有时干脆简洁地就叫她地母，像是在平原上叫着自己夜色中的母亲。这些地母的乳房长在大地上，最初是丰腴的，饱满的，结实的，但在岁月和风雨的袭扰下，慢慢地坍了，塌了，低了，矮了，最终归于一堆尘土，被一团荒草、一片麦苗掩住，看不出任何曾经的痕迹。

    是开在它们上头的鲜花，叫它们在彻底融入土地以前，感到了身为母亲所洋溢全身的温暖与悲悯。

    （作者为“70后”作家，著有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身上有锈》、长篇小说《太阳开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