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德与儒

    导读

    茶，一种发源于中国的木本植物，在制作成饮料并且品饮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性。长久以来，中国人将茶视为集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复合形态，“中国茶德”便是其精神性的标志性概念。从伦理学视阈观照，“中国茶德”，应该归属于儒家伦理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因为这种关系的建构而确立起来的茶的核心价值，正是本文企图深入探讨的所在。

茶德概念的溯源

    最早在文献中出现与茶有关的“德”字，是在公元8世纪陆羽（733－804年）《茶经·一之源》中。“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此处的“精行俭德之人”，显然指的是饮茶之人，而文句中的“德”则是在指向饮茶人的同时，又投射于茶的。其意思是说，只有具备了良好品性的人，才配得上喝茶。

    自中国历史的春秋战国始，以香草美人嘉树等美好事物来形容高尚品格的君子，就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陆羽在洋洋7000多字三卷十章的《茶经》中，有判断句的句式，上来就给茶定下了嘉木的地位，这是一种主观的定性，是不需要认证的。

    茶圣陆羽的“德”，无疑是为“茶德”定下了基调：茶，绝非仅仅是为满足生理需要的饮品，它的性质决定了对饮茶者的道德要求。只有具备了精行俭德之的品行，一个人才能够有资格去品饮它。因此，陆羽的这段话可以被解读为“君子之饮”的注释，这亦是一种无论对茶还是对人的德行的复调叙述。

    真正将“茶德”作为一个完整理念推出的，当是晚唐的刘贞亮撰写的《茶十德》一文中，他提出饮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十德中，有六德与健康养生有直接关系；另有四德“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可以说是直接对应于儒家哲理的。

    刘贞亮基本可以说是陆羽同时代人，只比陆羽晚去世九年，陆羽《茶经》问世后在朝廷与民间广为传播，故后世有宋代梅尧臣留下的诗句“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写下《茶十德》之文的刘贞亮，作为一名朝廷宦官，不可能没有受过陆羽《茶经》的影响。他的“十之德”显然与陆羽的“精行俭德”，有着一脉相承的传递，而且从陆羽的向内心走的个人品德修养，扩大到了和敬待人的人际关系上去。

    “茶德”理念在唐宋时代传入日本和朝鲜，产生巨大影响并得到发展。16世纪日本千利休提出的茶道基本精神“和、敬、清、寂”，本质上就是通过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在品茗的清寂中拂除内心和尘埃及彼此间的芥蒂，达到和敬的道德要求。而韩国茶礼中倡导的“清、敬、和、乐”，强调“中正”精神，也可以说是主张纯化人的品德的中国茶德思想的延伸。

    在当代中国茶人中，关于茶德精神的理念，有一系列的推出，包括大陆程启坤和姚国坤提出的“理、敬、清、融”，陈香白的“和”理念，台湾学者范增平提出的“和、俭、静、洁”，林荆南提出的“美、健、性、伦”，周渝提出的“正、静、清、圆”等。这些理念，往往亦会被人解释于中国茶道，中国茶艺，中国茶文化等，使其概念不清。其中，庄晚芳（1908－1996年）的中国茶德“廉、美、和、敬”最为清晰完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中国当代茶学专家、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的《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了《茶文化浅议》一文，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中国茶德的理念从此被清晰提出。

    他提出的中国茶德具体内容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具体内容为：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庄晚芳提出的“廉、美、和、敬”，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因茶文化的发展与普及，从不同的角度阐述饮茶人的应用的道德要求，强调通过饮茶的艺术实践过程，引导饮茶人完善个人的品德修养，实现人类共同追求和谐、健康、纯洁与安乐的崇高境界。

茶德与“儒家”的关系

    当我们梳理中国茶德和儒家伦理各自的脉络之时，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相当协调的对应，它们几乎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中国茶德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在茶文化领域中的集中体现；而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则是中国茶德之所以能够建构成立的哲学基础。

    我们在中国伦理思想发端的先秦时期发现了茶的伦理呈现。武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正是周公辅助武王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史书上第一次正式记录了茶事活动。晋代大学者常璩在其史学著作《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纳贡之。”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八个小国部落给周武王的贡品列单中是包括了茶。茶作为贡品奉上，已经带有隆重的献礼性质，蕴含在茶中的秩序感已经呈现初端。

    实际成书于汉代的《周礼》专门记载说明了茶在皇室祭祀中的地位和规范程序，与西周初年周公姬旦提出以“敬德保民” 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孝、悌、敬”等维护秩序的道德规范或范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初始步伐，与茶进入人类文明生活的步伐完全一致。

    从秦汉、魏晋、隋唐至宋元明清，2000余年历史，茶完成了它丰富多彩的品相，从唐代的煮饮，宋代的点饮到明代的瀹饮，儒家伦理思想在茶事活动中是一个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西汉末年诞生的第一份茶事文献《僮约》系汉代儒士王褒所著，虽被后来研究者定为游戏文学鼻祖，但在那种出于身份地位不同而加以苛求的茶事活动中，提到的“烹茶尽具”，已经涉及泡茶时的规范程序；魏晋玄学盛行，思想界出现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魏晋时代的文人录事范本《世说新语》，记录了不少当时文人的茶事活动，此处的茶事活动往往被冠以风流品性，逸人神韵，是文士游离于规范之外的风雅。与此同时，茶“俭而贵”的理念亦被确立起来。通过饮茶建立有节制的生活理念，培养内心的强大去战胜人性中的原始欲望，是这一时代对后世的伦理贡献。“陆纳杖侄”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而隋唐时期中国伦理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儒、道、佛三家互争短长、相互吸收和逐渐融合，使“修身”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在关于陆羽的传记和他的《茶经》中，明显看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印记。比如陆羽自身就是因为反抗佛教对他的控制而从寺院中逃离的，而逃离的精神支持恰恰来自儒家学说。他明确地表示，他已经是一个无父母手足的弃儿，出家将使他成为无妻无子之人，那是对儒家学说的大不敬。在《茶经》中他提出的“精行俭德”价值观，完全落实在儒家伦理学的坐标体系上。陆羽关于品茶时追求纯粹而必须清饮、甚或因此而认为凡浑饮之茶汤必须倒入沟渠的观点，都是与儒家伦理观念一脉相承的。陆羽的茶事活动也充满了当时儒生们要求具备的家国情怀。在《茶经·四之器》中，他甚至在风炉上刻下“伊公羹、陆氏茶”六个字。其中伊公为古代帮助天子治理国家的贤相，他出身于奴隶，是一位厨师，因善调汤味而世称“伊公羹”；而“陆氏茶”则指陆羽本人的煎茶，陆羽本人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定位在此昭然可见。唐时精微细致的烹茶过程成为茶事程序中的主体，在其间品饮者修炼着精神，遵循着内心服从天道的法则。

    宋元明清，中国哲学家们建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庞大而精致的伦理思想体系，以及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要内容的“心学”。这是一个从严格的格物致知的过程走向“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的过程。理学大师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大茶人，那个时代创立的一系列的斗茶活动中，都有着严格规范讲究程序和秩序的内在要求。而扩大了民间的茶品饮，已经完全建立起了儒家规范，其典型形态就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客来敬茶”礼仪。56个民族共同拥有了这样的茶的礼俗，并且在民间形成了节庆、婚礼，丧礼上的一系列茶事活动规范。

    而伴随着茶叶形态从宋代的紧压茶发展到明代的散茶，又一个新的哲理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讲究向内走，思考自我与社会、宇宙的关系，而往往在外在形态上表现出了一种怪诞，而这种怪诞又往往体现在艺术之上。过程变得简单，意境却无比重要。伦理的坐标进入明代，中国茶德呈现出了别样风貌。

    中国晚近代史上的百年动荡，儒家伦理学在2000年的至尊地位后，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与打击。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和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儒家伦理学几近致命的扫荡，而这一历史时期，也恰恰是中国茶叶的物质形态进入最低谷的历史阶段。当人们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时，一个有秩序的外在世界伴随着内心原本错落有致的世界一起崩塌，茶德自然也不可幸免。

    重拾茶德之念，当是在拨乱反正的30多年前。此时正是海外新儒学兴起的时代，儒家伦理学说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一旦唤起，一发而不可收。中国茶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重新收拾，再次规整，更新提出。

茶德的现实意义

    去年，北师大前校长、文化大家许嘉璐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二翼，将儒释道三家精神视为体，将中医药和茶视为两翼，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中国茶德，正是要将儒家学说在中国茶文化中的实际地位进行一个再界定，并使其对中国和世界发挥现实作用。笔者以为，中国茶德在茶的现实意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作为中国2000年占有统治地位主流意识的儒家精神，在中国茶的精神品质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虽然禅与道的精神深深地渗透在儒家中，构成了三教合一的面貌，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内核，在茶的历史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分辨清楚的。晚近以来的中国茶文化一度式微和重新崛起，走了一条特殊的路线。那就是通过日本传播至台湾，又传至香港，与内地重新兴起的茶文化对接。此时正值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一切外来的哲理精神都受到高度重视，茶文化亦如是。但由于日本茶道精神本身是从中国唐代的佛家中的一支禅宗而来，入宋后在岛国日本重新进行传承和发扬，形成佛教文化背景下的日本茶文化精神。这一文化形态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理论和呈现形态，以及创立者设定下的传承方式。重新进入中国大陆之后，一度被部分人误解为茶文化精神的全部，久而久之，一个文化背景被置换，建立在儒家伦理精神关照下的中国茶文化核心——中国茶德，被置换为以宗教信仰为背景的茶禅一味精神。

    近年来养生文化的崛起，人们对茶中的健康元素开始越来越为关注，也有学者将道家文化中关于茶与养生内容的结合，作为茶的精神形态中的主要内容。这些认识笔者认为都不够全面准确。事实上，中华56个民族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儒家伦理关系通过茶事活动充分呈现出来，中国茶德在中国茶的历史发展中是起着主导意义的。将中国茶德进行准确定位，便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在哲学背景下以伦理学视阈观照茶文化主流精神，而非仅仅在宗教精神下以禅宗视角观照茶文化，这一点，对我们的这一探讨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知道，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道德意识现象，而且包括道德活动现象以及道德规范现象等。当我们将中国茶德纳入伦理学视野，中国茶德的实践意义就成为顺理成章的命题。笔者同意中国哲学美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道德是表现为行为的，道德必须是一种行为，而这个行为必须有一种心理作为它的基础，所以中国儒家伦理讲情理结构。但情理结构并非自然方式，它是要经过人的训练培养出来的。道德心理上的几种因素，包括理性认识、意志力量以及情感，其中意志锻炼非常重要。所谓人性就是培养人的正面，通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才能够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这种道德情理结构，恰恰是最可以对应在中国茶德中的——正是通过对茶的制作与品饮，进行内在的修身养性，得以理性和感情的培养教化，中国人在一盏茶中实践着中国的伦理道德精神。

    道德具备自律性，道德主体自愿认同社会道德规范，践行道德规范，把被动的服从变为主动的律己，把外部的道德要求变为自己内在良好的自主行动。这种践行被完整地挪入茶事活动中。因为茶所固有的物质形态，决定了这是一种可以和人类进行互动的、方式即规范又自由的心灵通道。在中国茶德中，便是中国人通过茶这一媒介进行心灵的教化，在祭祀、待客、节庆等活动中建立起程序化的茶之礼俗。

    伦理学家一般都同意研究的目的是为寻找和建立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培养有道德的人的理论。建立在中国儒学伦理思想上的中国茶德，正是一种投射在茶事生活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在茶事中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同样起着认识、调节、教育、评价和平衡社会及个人的功能。

    我国思想家中有人提出的三种哲学——斗争哲学你死我活；死亡哲学你死我也死；和谐哲学你活我也活；中国茶德选择了和谐哲学，而中国茶德核心价值亦恰恰在于和谐理念。

    和谐哲学恰恰是世界绝大多数人选择的生活哲学。中国是茶的故乡，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喝茶，这三分之二人口是和谐哲学的实践者，是中国茶德可以更为广泛在世界传播的基础。

    王旭烽 王旭烽，女，教授，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茶文化学者，小说家，发表文学作品1000万字左右。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前两卷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现为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院长。

    （文字由本报记者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