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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是岳飞所作吗？“光武中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古代日本人喜欢白居易的诗？创刊30多年来，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杂志，刊发了万余篇文章，向文史爱好者介绍了大量文学、历史知识，成为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史杂志。如今，人们只需轻点鼠标就可在互联网上获得海量信息，《文史知识》这样一份普及性杂志，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杨牧之、王邦维、陈平原、陈来、徐公持、黄克、臧嵘、瞿林东等十余位《文史知识》编委，经历过杂志发行量节节攀升、知名度不断扩大的辉煌，也真切感受到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杂志的落寞。在日前举行的一次编委会会议上，学者们表达了对杂志未来发展前景的思索。
网络太大，“准确”稀缺
“《文史知识》创刊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的一些青年人知识贫乏，不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不能从中激发民族自豪感。正是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促使我们创办了《文史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执行总主编杨牧之曾参与创办并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他告诉记者，“我们那个时候，杂志少，搞什么都有人看。但今天办刊就不容易了，看杂志的人少了，人们只要打开互联网，就什么都有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逐渐升温，加之杂志社积极改版以适应读者的需要，近年来《文史知识》的发行量一直保持稳中有升。在编委们看来，互联网的信息量固然庞大，但鱼龙混杂，《文史知识》一直坚持的“准确、生动、有用”原则，仍有其生命力，如何“守正出新”是杂志当下面临的紧迫问题。
“我本人是学历史的，现在的一些影视剧把历史歪曲得一塌糊涂。《文史知识》可以开设一个跟历史剧相关的栏目，用正确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和文学作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臧嵘认为，不能为了迎合读者而放弃一贯的学术标准，让准确、有用的文史知识走向民间是《文史知识》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年多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的系列文章《〈大唐西域记〉：历史、故事与传奇》一直在《文史知识》上连载，深受读者欢迎。“西域研究原本是比较偏僻的学术领域，但通过这次写作有关《大唐西域记》的系列文章，我发现把它介绍给大众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有相当的关注度。”王邦维提出，《文史知识》应该更加注重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以及科技史等从前很少涉及的领域，把专业的学术问题转化为通俗文章，使杂志的内容更多样，更具可读性，“我们可以把‘知识’理解为故事，《文史知识》就是要把历史、文学的故事讲好，讲得动人、有吸引力、有时代感，而且要保持品位，不讲假话，不讲错误的、违反历史事实的话。”
学者太忙，作者在哪？
翻开20世纪80年代的《文史知识》，朱东润、夏承焘、陆宗达、钱钟书、周一良等众多名家宿儒都是它的作者。“大专家写小文章”，是《文史知识》30多年来延续下来的传统。在如今的杂志作者名录中，也时常出现叶嘉莹、白化文、陈来、刘跃进等知名学者的身影。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公持看来，杂志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既要用好老专家、老学者，也要更加注重培养中青年作者，以求在文章的写法、风格等方面更能体现时代精神，吸引青年读者。
然而，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不论请“大专家”还是“小专家”写稿都不容易。著名学者或事务缠身，少有余闲，或年高体弱，鲜事著述。青年学者则受到科研考核体制的影响，不可能在普及文章写作中投入太多精力。这已不是《文史知识》一家杂志面临的问题。
“年轻学者可以为杂志出主意，偶尔也可以写一两篇文章，但是专门写这些通俗的文章是不行的。毕竟《文史知识》不是学术杂志，评职称时不算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建议，既然学者的生产力是有限的，杂志社可以争取作者授权，对优秀的学术文章进行“二次开发”，把动辄数万字的长文改编为好看的、几千字的短文。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让读者接触到第一流的文章。《文史知识》编辑部主管刘淑丽表示，今后杂志社计划对年事已高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不仅能充实杂志内容，而且带有文化抢救的性质。
1985年《文史知识》发起的《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讨论，在当时得到了老一辈文史专家和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说：“30年过去了，在互联网时代，我的学生80%的时间在网上读书，看纸本书很少，除非是线装书，不看不行。网络当然可以用，不用就落后了，但是完全靠网络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他建议，杂志可以仿照当年的做法，展开一次“互联网时代我们怎样治学”的讨论，既能扩大刊物的影响，又可以推动青年学者深入思考今后的治学之路。（本报记者 杜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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