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对经济建设中几个重大关系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过陈云：“他看问题有眼光”，对经济工作“懂得较多”。（见《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9页、第1292页）进入晚年的陈云，仍然用他自己提倡的办法，以“踱方步”的形式“考虑战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探索与总结经验的关系、发展经济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等等。梳理陈云晚年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对当前和今后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尤其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问题——“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要留有余地”这样的话，陈云从20世纪50年代就讲起，一直讲到90年代。早在50年代他就指出：国力与建设的矛盾“是决定全局的问题”。“如果摆不好，怎么忙也解决不了问题。”（《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他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陈云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页）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国力与建设的矛盾”仍然是陈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还在1980年前后，陈云就多次提醒人们，基本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地前进”。他特别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造成经济形势的不稳定，所以他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陈云文选》第3卷，第268、277、279页）1986年1月，针对热心于超过国力、不顾实际地进行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他作出这样的批示：“不要太热心了！要多搞是爱国，但是，实事求是地搞才是真爱国。”（《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到90年代中期，陈云仍然关注这一问题，继续提醒人们：“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陈云文选》第3卷，第380页）

    陈云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关注和强调这一重大关系问题，就是要告诫大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如他所说的：“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他还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过这种观点：“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这样才能“脚踏实地地前进”。（《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68、306页）

    2.“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的关系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无工不富”的声音不能超过“无农不稳”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样的话，陈云在各种场合讲过多次。改革开放后，陈云经常提醒人们，农业现代化是其他现代化的基础，中国有广大的农民，“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420页）他认为，中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就会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难题。陈云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提醒，有几次特别值得我们体会。

    一次是对全党“敲警钟”：“无农不稳”“无粮则乱”。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特别提醒全党要注意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动向：“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他要求党内同志要注意粮食问题：“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陈云文选》第3卷，第349、350页）

    一次是提醒地方领导：“粮食过不了关”“这个问题是关键”。1988年5月，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对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到了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忧虑。他说：“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要达到1万亿斤粮食，每年需要增加160亿斤，不容易。……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也很难过关。这个问题是关键。”（《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412页）

    一次是提请中央主要负责人：“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1988年10月8日上午，陈云对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就“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谈了“八点意见”，第一点意见讲的就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陈云文选》第3卷，第365页）陈云对粮食问题的思考和提醒，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有着很强的共鸣。就在陈云提醒“不能小看”这一问题一周后，李先念也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赞同陈云的观点，他说：“粮食问题要高度重视。我是被粮食问题吓怕了的。陈云同志说‘无粮则乱’，这是真理。何况中国有十多亿张嘴巴。”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使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农业搞不上去，什么都不好办，什么四个现代化，一个现代化也没有。”（《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9页、第1335页）

    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增加，市场经济部分也相应地增加

    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考，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后，陈云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于1979年3月8日写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其中明确指出：“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为此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247页）

    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理论界，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都存在不同看法。因此陈云后来在大多数公开场合还是采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而在内部场合，这一时期陈云多次使用过“市场经济”的概念，例如在1981年11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就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和从属方面的关系，计划经济起主要作用，市场调节还是从属于计划。”（《陈云文集》第3卷，第494页）1982年1月25日，在与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2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从目前查阅到的档案和其他材料看，陈云是最早从理论视野上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人之一。后来他借用了黄克诚关于“笼子与鸟关系”的提法来概括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但陈云说，这个“笼子”，“该多大就多大，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1982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在陈云等人的共同推动和积极探索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称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4.“大胆地闯”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问题——“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特别强调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赞同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认为“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针对有人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提出的批评，他反驳说：这种批评“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413页）陈云在这方面有不少深刻认识和思考。

    其一，对改革开放如何起步，他要求人们一方面把成功的经验作为认识基础，另一方面将失败的教训引以为戒。他说：“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3卷，第282页）

    其二，对一些重大项目建设，他特别强调要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比如由于没有经验，宝钢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引发了一些议论，陈云通过调查研究后力挺宝钢上马，并提出：“建设宝钢要总结经验教训。搞‘四化’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他还提出：“要以宝钢建设为例，总结经验，搞出个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补偿贸易的典型来，以后一些项目均可照此办理。”（《陈云传》下卷，第1572页）

    其三，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措施，陈云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其四，对于经济特区建设这样的重大探索试验，陈云一边支持一边强调：“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试办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他还对国家计委的负责人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陈云文选》第3卷，第307、311、516页）。

    5.发展经济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未雨绸缪”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陈云对这一问题特别忧心，他多次提出，经济要发展，但资源环境“必须尽早注意”。在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就专门致信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情况”，一是“工业污染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263页）

    对水资源的问题，陈云始终给予关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水危机。陈云了解此事后，高度忧虑。他多次过问北京的水资源状态，并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交换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意见。得知陈云对水资源状况高度关注后，1990年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专门给他写信反映水资源情况，提议“必须抓紧水源建设。宁未雨绸缪，毋临渴而掘井。”陈云赞同张光斗等人的意见，他将信和文章批送给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并附信说：“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陈云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环境污染也是陈云特别忧虑并着力思考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就提出：“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陈云文选》第3卷，第263页）陈云在80年代中后期多次提出要注意解决污染问题，针对某些地区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甚至成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陈云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1988年国务院重新组建了新一届环境保护委员会，当年10月8日，陈云指出：“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陈云文选》第3卷，第364、366页）

    晚年陈云对搞活经济与中央权威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很多思考，这些都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战略命题，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陈云始终站在党、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思考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并提出中肯的建议。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主任、研究员）